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同室有一位罗广斌以前的上级张国维，他估计罗广斌有可能活着出去，叮嘱罗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组织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任务。

　　1949年1月，江竹筠为狱中难友起草了一份学习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进行了讨论。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王朴、陈然等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在“11·27”大屠杀子夜，罗广斌带领十多位难友，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刘国鋕

张国维

王朴

陈然

　　脱险后，罗广斌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罗广斌写成《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八条（即《狱中八条》），是《报告》的核心部分，是对失败教训的总结。

　　当时《挺进报》事件发生，同时上、下川东的奉（节）大（宁，即巫溪）巫（山）起义、梁（平）大（竹）达（县）起义和华蓥山起义均遭失败，党的损失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但是，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没有丝毫的悲观与颓唐，而是充满沉思与希望。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手迹

　　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面临严峻考验

　　1947年，重庆地方党组织转由中共上海局领导。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到上海，向上海局的钱瑛汇报工作，看到了中共中央于1947年发的《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钱瑛指示：“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主，在军事上开辟第二战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以策应解放战争，这是当前地下工作的方针。”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委，由王璞、涂孝文任正、副书记，刘国定、萧泽宽、彭咏梧任委员。

　　10月上旬，王璞带着上级的指示，回到重庆召开川东临委成立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和钱瑛的指示后，王璞分析：四川农村是蒋介石的兵源、粮源、税源之所在。现在川东农民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只要敢于发动和领导，长期陷于被征粮、征兵、拉夫、派款的农民，就会群起响应，搞大规模武装起义是很有把握的。

　　虽然搞武装斗争困难重重，但大家认为，党中央发出了为配合解放战争，在蒋管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就要坚决执行。会议决定对所属党组织进行调整和组建：成立上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驻广安，负责华蓥山一带的工作，由王璞任书记，骆安靖、曾林任委员；成立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驻万县，负责长江三峡一带的工作，由涂孝文、彭咏梧分任正、副书记，唐虚谷、杨虞裳任委员；建立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刘国定、冉益智任正、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同时对其他党组织作了相应的调整。会议还决定：临委成员除刘国定外，都下乡传达临委会议精神，发动群众，作武装起义的准备。

　　1948年1月7日，彭咏梧在下川东举行起义，遭敌“围剿”，他在领导突围中牺牲，起义不久失败。17日，邓照明在梁平、达县、大竹领导的武装起义也遭敌围攻，损失严重，坚持一个多月后，部队被迫分头撤离，各自隐蔽，邓照明撤回重庆。两次起义均告失败。

　　2月，王璞主持川东临委会议，对两次起义的失败进行及时总结，决定对华蓥山起义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叛徒出卖使大起义损失严重

　　华蓥山为四川盆地东部的山脉，横跨铜梁、合川、璧山、江北、武胜、岳池、广安、南充、大竹、渠县、营山、达县十二个县，称为“上川东”。因川陕公路经过这里，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整个山脉重峦叠嶂，森林茂密，交通闭塞，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场地。

　　王璞到这里后，抽调重庆等地的大批党员干部，相继在各县建立了十个工作委员会，准备在1948年8、9、10三个月作好联合武装大起义的准备，11月份搞武装起义的试点，12月份举行大起义。同时，重庆的党组织也积极配合，由齐亮、王朴、黄友凡组成的重庆北区工委开辟了一条由重庆至华蓥山的秘密地下交通线，向华蓥山地区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王朴还动员母亲金永华变卖全部家产，折合黄金近2000两，交给党组织，作武装起义的经费。

　　1948年4月，重庆市工委因《挺进报》事件，刘国定和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他们带领特务从重庆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党组织，先后抓捕党员干部达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川东和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这133人中，除宁沪的8名党员干部外，其余125人均关押在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其中8人叛变投敌，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对华蓥山起义直接造成巨大损失的是叛徒骆安靖。他负责上川东工委的组织工作，知道各县党组织的起义准备情况。被捕投敌后，他带领特务破坏了上川东地工委机关，并在各县四处抓捕共产党人。此时，形势异常严峻，起义面临巨大困难，随时都有党员被捕。

　　7月14日，王璞紧急召集上川东部分工委负责人开会，提出：“只有立即发动华蓥山周围各县的联合大起义，才能反击敌人的破坏，保持党的力量。”会议决定：提前发动起义，首先在基础较好的广安县打响，岳池、武胜、合川、渠县等县的起义，要像放鞭炮一样接应上来，在华蓥山、金城山、龙多山等地开创根据地；第三工委、第九工委和南蓬工委作为二线，暂不起义，负责后援工作，如一线受挫，要掩护好撤下来的人员。

1948年8月，合川金子乡起义爆发地

1948年8月，岳池伏龙乡起义誓师地

　　会后，华蓥山联合武装大起义开始了。第一处是第五工委于8月10日至12日在广安县代市、观音阁镇两地起义；第二处是第八工委于8月17日在武胜、岳池交界的三溪乡起义；第三处是第七工委于8月22日在岳池县的伏龙乡起义；第四处是第四工委于8月25日在合川县的金子乡起义；第五处是第四工委于8月28日在武胜县的石盘乡起义；第六处是第六工委于9月18日在渠县的龙潭乡起义。

　　但因叛徒将起义计划出卖，国民党纠集了4万正规军和大量的地方武装予以应对，华蓥山地区这六处起义也相继遭到重兵“围剿”。王璞和多名领导干部先后壮烈牺牲，起义惨遭失败。

　　起义失败后，川东临委领导成员仅剩萧泽宽一人。他派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后，于1949年1月成立中共川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在成立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共川东地下党两年来工作基本总结提纲》，分别从政治上的轻敌、军事上的冒险与作风、统战工作的右倾、党的组织建设等十个方面的自身问题进行了总结。

　　1948年大破坏的元凶祸首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造成了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

　　刘国定是大破坏的元凶祸首。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重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8年入党。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过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他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追求享受。狱中同志揭发他轧姘头养情妇，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遭拒绝后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告何忠发，王璞查证后才知是刘国定陷害。不过王璞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一味迁就。王璞住在农村，每与刘国定会面，意见稍有不合，便发生争吵，结果不欢而散，无法研究工作。王璞要调刘国定去农村，避开城市环境。刘国定嫌农村艰苦不愿去，王璞也无可奈何。

　　刘国定叛变后，本性更加暴露，生活上更为腐化，政治上更为堕落。他带特务在重庆、四川、上海等地疯狂抓捕共产党人，由此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和接见，并晋升为上校。他还写了《共产党组织和策略》一书作为特务教材，教敌特怎样抓共产党人。

　　叛徒冉益智与刘国定不同。叛变前，他在党组织内道貌岸然，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他为曾紫霞夫妇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仅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这对夫妇出卖了。冉益智被捕前一天，在北碚找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谈话。他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可是第二天，冉益智被捕后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犹。

　　叛徒骆安靖，参与了整个华蓥山起义前期策划。与他同时遭逮捕的还有上川东地委联络员马正衡。特务抓到他们后，连续数日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审问，还不时押他们上街游转，坐茶馆，企图通过他们来抓捕王璞。在广安，骆安靖经受住了敌特的严刑拷打，未吐露党的任何机密。在重庆白公馆监狱，骆安靖却经受不住特务头子徐远举和叛徒刘国定的劝降，最后叛变投敌，成为军统的少校处长，供出了华蓥山起义的计划和各县党组织成员。因为他的叛变，王璞领导的每一处起义都遭到敌人“围剿”，致使起义失败。而与骆安靖同时被捕的马正衡，却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1948年的大破坏，致使重庆市内、上下川东以及川康、宁沪10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牺牲，惨痛的教训使狱中同志铭记在心，他们用“狱中八条”进行了概括总结，以警示后人。

1964年，《红岩》摄制组在重庆拍摄期间，罗广斌（中）陪同演员们参观渣滓洞、白公馆旧址

　　《狱中八条》总结经验教训

　　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三个叛徒，各有特点：刘国定骄奢淫逸；冉益智善于伪装；骆安靖经受住了“严刑”，但经受不住“利诱”，被拖下水。三个叛徒堕落的轨迹，三种腐化的表现令人警惕。

　　罗广斌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党组织的纪律松懈，软弱、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化。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于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王朴烈士认为自己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没有想过自己也是组织的一员，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

　　在秘密的地下工作时期，党员大都实行单线联系。下面的同志对直接领导人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报告》说：“加上（刘国定、冉益智等）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以至于让年轻的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

　　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方面，《狱中八条》提出的建议也非常中肯。纵观川东临委这段历史，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将党内的秘密刊物《挺进报》直接寄给特务头子，致使敌特打开破坏党组织的缺口，这种“左”的做法令人痛心。前两次武装起义，从部署到实施，准备工作不到三个月，显然有“轻视敌人” 的表现。华蓥山起义，虽然吸取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作了细致的准备，但六处起义，如何联系，如何整合起义的力量，怎样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都未进行详细的部署，致使各地起义部队起义后各自为政，遭敌军“围剿”。

　　1948年11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萧泽宽和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在请示上级后，迅速组建了川东特委，恢复了各地党组织建设，从不同的方面吸取教训，改变策略。如采用武装工作队的方式深入到农民群众当中，发动农民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城市，则掀起“争生存、争温饱、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党组织还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壮大力量，为后来迎接重庆解放的“护厂、护校”和收集敌特情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历史证明：每当遇到挫折，千百万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能从自身的因素中积极总结历史教训，及时纠正失误，使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狱中八条》是典型的事例，这是另一种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