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新华日报》不仅用大量篇幅报道和宣传人们节衣缩食、踊跃献金、支援抗战前线的爱国行为，1938年12月18日，刚从武汉迁到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还针对当时重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形势，组织了一场《新华日报》义卖献金活动，极大地调动了重庆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中央公园组织的献金大会

　　决定义卖献金 为义卖宣传造势

　　1938年12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从武汉辗转桂林等地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当时的重庆，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日趋高涨：11月27日，生活书店响应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倡导的“一日献金运动”，首倡义卖现金。当天，生活书店组织两个流动义卖队到重庆各街道流动劝卖。紧接着，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及中华职业教育社驻四川办事处的工友百余人，分成4组到全市各处流动宣传劝卖；12月5日，国泰、新川、章华3个戏院举行义卖，将一日所得捐出制购寒衣；12月11日，重庆女师为响应义卖，将全校师生分为9个队，从早上8点开始，携带货品到重庆各重要街道举行义卖，全天义卖献金900多元……面对当前形势，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作出了12月18日义卖《新华日报》的决定，以期进一步把抗日募捐活动推向高潮。

　　为了给义卖献金活动预热，12月12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题为《本报义卖献金——多一个人参加这个运动就多增加抗战一分力量》的公告：“决定在本月18日举行义卖一日，那天除了把当天《新华日报》、新群丛书和广告全部义卖外，我们还决定把报头两旁的地方及第二、第三、第四各版的中间各开一个荣誉广告地位，用招投标的方法招登广告……把本报的义卖献金运动传播开去！多一个人参加这个运动，就是替抗战多增加一分力量！”

　　12月14日，《新华日报》公布了“该日报纸每张最低售洋一角，丛书最低按照原价加倍，愿出多金购买者更表欢迎”等6条义卖献金办法。经过激烈竞争，《新华日报》荣誉广告最终确定：虎标永安堂以200元夺得报头两旁荣誉广告；生活书店出资100元获得第二版中间广告；国华林园以91元8角获得第三版中间广告；读书生活出版社出资66元获得第四版中间广告；金刚兄弟与中泰山四公司联营处出资45元名列第五，美丰银行出资40元名列第六。还有13家工商企业出资刊载《新华日报》当天普通义卖广告。

　　《新华日报》编辑部还专门约请胡风、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江问渔、宋之的、端木蕻良、罗荪等作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就义卖活动撰写专题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同时邀请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写了一首《义卖歌》，发表在12月1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歌词为：“同胞同胞快来听哟，听我唱个义卖歌，唱个捐钱打敌人。小日本，真可恨，一心想把中国吞……敌人暴行说不尽哟，请看武汉与南京，沦陷区域好痛心。亡国奴，不算人，生杀之权听敌人。田和地，被强占，姊妹妻女被奸淫，抽去壮丁当炮灰，老少惨杀不留情……全国同胞齐奋起哟，提倡义卖来献金，献给国家练新兵，每个人都热心，立刻积成千万金，兵马强、军火足，哪怕强盗小日本，收复失地灭日寇，最后胜利属我们。”这首《义卖歌》用生动通俗的文字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无恶不作的种种暴行，并宣传了义卖献金的作用和意义。

抗战募捐专用箱

　　正式义卖 社会各方争相购买

　　《新华日报》连续发布义卖献金的消息，引起社会各方人士的关注。义卖献金活动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挥笔题词“集中涓滴财力，坚持抗战到底”；立法院院长孙科除了以100元预订1份《新华日报》，还题写“义卖运动是增强抗战实力，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好方法”题词；陈绍禹题写“义卖献金是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些社会名人的题词都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义卖之前，新华日报社各部门的同志夜以继日地进行准备工作，包括制作义卖的大幅横标、小旗和装钱的竹筒，联系参加义卖活动的学校和团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下决心要把18日的《新华日报》编好、印好、出早。

　　12月18日上午，《新华日报》营业部的门前悬挂着白底红字的“新华日报义卖献金”条幅，两边贴着“义卖献金是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的一种有效办法”和“多买一份新华日报多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的标语。一大早，参加义卖队的各校男女学生、工友、店员和儿童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营业部门前，等候领取义卖的报纸。各界参加《新华日报》义卖工作的人数也由17日的1400余人增加到18日的3000多人。他们被分成13个大队，在市区进行义卖。当天，重庆的大街小巷和近郊到处都有义卖人员的身影。他们唱着《义卖歌》，沿街向行人劝买报纸，有的则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开展激情演讲。

　　义卖队伍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江北，义卖队员看见一个穿戴体面的男子走过来，便上前劝买。刚开始，这位男子接受了义卖队的劝说，用5角钱买了一份报纸。等义卖队把钱塞进钱筒后，他又向义卖队要“找头”，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围观的群众看到男子无理取闹，心里都强压着怒火。为缓和矛盾，义卖队员交还了男子的5角钱，再次给现场的群众演讲义卖的意义。一位老太太被深深打动，她很快掏出5角钱买了一份报纸，并说：“你们是对的！”老太太和蔼地笑着，转身走了。听到这句温暖人心的话，义卖队员的义卖热情愈加高涨。

1938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发布的义卖献金公告

　　高潮迭起 义卖所得全部捐献

　　但更多的人却是争相购买报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18位同志节省微薄的薪金，共捐法币20元4角集体购买《新华日报》1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捐款100元，购买1000份《新华日报》，叮嘱将报纸寄给前线将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磁器口用5元钱买报1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以200元买报1份；虎标永安堂重庆分行总经理胡万里用128元买报1份；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的夫人用5元钱买报1份，虽然她不懂中文，但表示要将这张报纸保存起来作为纪念；在沙坪坝，7个工人筹足1元钱买了1份报纸，大家轮流看；3位加工猪鬃的工人拿出1天的工资收入，参加《新华日报》的义卖活动；一位靠讨饭为生的残疾青年用1角钱买了1份报纸，并给新华日报社写了一封信，表达他支援抗战的心意……

　　按照事先安排，中午12点义卖活动结束，部分义卖队赶到市区的中央公园参加献金大会。会场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主持大会，并代表报社感谢全体义卖工作的同志。总编吴克坚在大会上宣读了致蒋介石，致前方将士，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及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的3个通电。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口号声、锣鼓声此起彼伏。由于挤满了人，不少人只得站在四周的山坡上。

　　散会后，参加义卖的人员热情不减，他们又走上街头游行，用激昂的口号和高亢的歌声抒发炽热的爱国热忱，沿途围观市民无不为之感动。

　　参加《新华日报》义卖的团体以成绩而论：培英小学第一，共卖得217元6角8分；中华职业学校第二，共卖得199元；青年会附属学校第三，共卖得171元；南开学校义卖队最为活跃，他们义卖献金得到100余元；女职校义卖队最努力，她们跑遍了沙坪坝，共得80余元；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以及《新华日报》营业部义卖队共得献金120余元；沙坪坝义卖队由于所供报纸只有1000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据资料统计，这一天《新华日报》卖出14000多份，连同卖出的丛书，共得款3200元；当天的广告收入800多元，加上报社职工捐献的津贴费，共计收入5233元5角7分。12月22日，参加义卖活动的各团体代表会同《新华日报》献金代表，将义卖收入递交中央银行转献国民政府。

　　1938年12月19日，《新华日报》刊载了题为《全市参加本报义卖，献金政府抗战到底》的文章，详尽、生动地报道了这次报纸义卖的活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千万青年的爱国热忱，换得了高贵的代价！这代价，不只表示在这些数字上，而是表示在：这几千几万的人为义卖救国而团结一致的精神和由于本报这个行动所引起的，行将来到的全市以及全国的义卖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