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曾用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新中国第一位外交官。戈宝权生于教育世家，叔父是中国报学巨擘戈公振。他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精通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世界语等，致力于翻译和研究苏联、东欧、亚非拉文学作品，以翻译普希金诗歌和高尔基《海燕》而著称。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戈宝权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笔为戈，精准翻译国际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时事文章，广泛结交国内外文化新闻界人士，圆满完成南方局秘密党员的特殊使命。烽火岁月中，戈宝权与周恩来建立了同志兼师友般的深厚友谊，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初次会见，周恩来鼓励戈宝权

　　1935年3月，梅兰芳应邀赴苏联演出，年仅22岁的戈宝权被天津《大公报》聘为特派记者随团采访，同时担任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等刊物的特约通讯员。在驻苏联的三年中，他刻苦学习俄语，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国内众多报刊采写了数以百计的“苏联通讯”，将苏联发生的新生事物一一介绍给国内读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戈宝权心系祖国，毅然回国参加抗战。经过数月辗转，于1938年3月到达武汉。此时，他精通数国语言，又在翻译、文学、新闻通讯等方面颇有造诣。在好友艾寒松（中共党员）的引荐下，戈宝权进入创办不久的《新华日报》工作，由此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戈宝权清晰记得当年5月第一次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周恩来的场景：

　　当我正在会客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穿着青灰色制服的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他剪着圆头，长着浓黑的眉头，两眼炯炯发光，讲着稍带有苏北口音的方言。我立即认出来了，这就是我要见的周总理。我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当他知道我已经进了《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他感到很高兴，说这是一个参加抗日战争、参加革命工作和经受考验与锻炼的好机会，他鼓励我要努力地工作，认真地学习。

　　当月，在吴克坚和艾寒松的介绍下，戈宝权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在同一个党支部活动。周恩来特意找戈宝权谈话，表明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在文艺界发挥更大作用，要他做“秘密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戈宝权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非党人士身份工作。

　　在周恩来的支持鼓励下，戈宝权积极投入《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中，主要负责国际版的内容，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时事文章和文学作品，撰写国际评论、社论等。这一阶段，他主要翻译了《国际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恐慌的发展》《日本的军事经济资源》《法西斯德国的经济状况》《从民军建立的一个正规军》《侵略者的三角同盟》等文章。1938年6月18日是高尔基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专门开辟纪念特刊，刊登了戈宝权翻译的《高尔基致中山先生书》一文。

　　1938年10月中旬，戈宝权随新华日报社撤离武汉，乘船到达重庆。23日，报社最后一批人员在迁渝途中，所搭乘的“新升隆”轮遭日机轰炸，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等16位同志不幸遇难。12月5日，戈宝权化悲愤于笔端，在《新华日报》发表《永恒的悲哀与纪念——追悼十六位死难的同志》，写道：“几个月来，在敌人围攻武汉的威胁之下，我们和这十六位死难的同志，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事业奋斗前进，而这十六位同志，一直工作到最后的时候撤退，以至流尽他们最后的一滴血而死！”

　　报社迁渝后，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周恩来鼓励戈宝权等人要培养多面手的能力，“既能写社论、专论，又能编新闻；既能作采访，又能编副刊；既能做编辑，又要学会排字、印刷等各种本领”。面对艰苦的环境和超负荷的工作，戈宝权始终遵照周恩来指示，笔耕不辍。

　　从1938年至1945年，戈宝权充分发挥其“苏联通”的优势，在《新华日报》上共翻译、撰写文章近200篇，涉及苏联文学、艺术等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各个方面，让《新华日报》国际版的内容全面而详实，多元又生动，深受千万中国读者的喜爱。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指示戈宝权到香港去

　　全民族抗战初期，南方局团结领导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1940年后，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进步文化人士越来越受到限制，甚至被迫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保护文化界人士，周恩来和南方局制定了一系列疏散计划，除了一部分人到延安、苏北外，相当多的人转移到香港和南洋等地，建立新的文化阵地。

　　戈宝权看到身边很多人都走了，就向周恩来汇报了想去延安学习的想法。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还特别嘱咐道：“你要改装，买好了衣服之后带到曾家岩来，穿给我看看。”

　　戈宝权赶紧买了一件深褐色的长袍，带到曾家岩穿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觉得很合适，再次嘱咐他：“路上不要戴眼镜，以防别人看出你是个知识分子。”当时，周恩来已经通知香港方面，并安排人为他准备了重庆铜厂职员的证件。随后，戈宝权搭乘邮车，混过一品场国民党检查站，三天后到达贵阳，再乘车前往柳州、桂林，最后乘飞机于3月抵达香港。戈宝权离开重庆后，《新华日报》继续发表他翻译的文章，给外界造成他还在重庆的假象。

　　此时，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张铁生、姜君辰、胡绳、胡风、章泯、丁聪、胡考、宋之的等文化人士相继来到香港。5月，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组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逐渐在香港建立抗战文化宣传新阵地。

　　周恩来考虑到要占领香港宣传舆论阵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办一份党领导的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因此，廖承志、夏衍、范长江等商议后，创办了报纸名称看不出政治色彩的《华商报》，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及时反映国内外局势变化，报道海外侨胞抗战声音。该报由廖承志和香港八办直接领导，范长江、胡仲持、张友渔、夏衍、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羊枣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负责编辑和日常工作，“如果把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四十年代高挂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上空的一盏明灯”。此外，香港还有恽逸群负责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笔谈》，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俞颂华主编的《国讯》，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杨刚参与编辑的《大公报》香港版，以及保卫中国同盟主办的《保盟通讯》等。

　　戈宝权为上述刊物译文撰稿的同时，还任《青年知识》编委，并和叶以群一起创办文艺通讯社，组织稿件在港澳和南洋一带的报刊发表，开展对华侨的救亡宣传工作，并代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11月7日，为了使中外人民认识到法西斯外强中干的本质，坚定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戈宝权与茅盾、夏衍等联名发表致世界作家的公开信，呼吁“一起建立一个文化界的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尽我们力量之所能及，以各种措施援助民主国家及人类自由之胜利”。

　　香港的文化生活和青年学生的文艺运动由此活跃起来，成为向国内外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阵地。戈宝权对此评价道：“那时香港的文化工作达到高潮，一方面宣传抗战，一方面又可以比较自由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文章还可以发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国内一些地方去。实现了周恩来同志当初的设想，在那里打开了另一个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新天地。”

　　周恩来倾听戈宝权讲述脱险经历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日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此时，港九地区滞留着包括戈宝权在内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日军占领香港后即全面封锁，实行宵禁，并在全城进行搜查，强令有关人士前去指定地方报到。

　　延安党中央和重庆的周恩来对身陷困境的文化界朋友及民主人士十分关心，紧急电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南方工作委员会，明确指示：被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不少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迅速做好应变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大后方安全地区。

　　早在日军进攻九龙之时，廖承志就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找到的文化人士都送到香港隐蔽起来。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行动就此拉开序幕。1942年1月9日上午，根据事先约定，戈宝权化装成穿唐装的普通百姓，先去通知茅盾夫妇和叶以群，中途又接了高汾，跟着游击队安排的交通员一路混在难民中，绕大街、穿小巷来到铜锣湾避风塘附近，看见于伶夫妇已在那里等待。一行人顺利通过日本人的一道封锁线，分批上了小船，随后又上了一条犹如画舫的大船，由专门负责偷渡工作的连贯在那里接应。后来，大家看到化装的邹韬奋、胡绳等十几人，既紧张又高兴。

　　他们在大船上过了一夜，在黎明之前爬进三只小木船，趁日本哨兵换岗的空隙迅速冲出去，直接开到大海。到九龙红磡时，遇到几个专向偷渡的人索取买路钱的地痞流氓，只好每人交了一元港币才被允许上岸。

　　当晚，他们住在九龙的一座楼房里。第二天，从荃湾上山，从山道离开。走到山口，他们碰到一个拿枪的土匪，无奈每人又付了一元港币。进入山林走了大半天，在山村祠堂里休息，又遇到一伙土匪，带路的同志把他们缴械了，晚上就住在一个土匪家里。第三天，在游击队员的带领下，顺利穿过了日本人的检查站，来到梅林。这时，带队的同志忽然唱起《游击队员之歌》，大家都开心极了，知道已经安全到达游击区。

　　他们来到白石龙东江游击队司令部时，司令员曾生早已等候在门口。曾生请大家吃了饭，度过了一个十分难忘的夜晚。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数万里，遍及十几个省市，成功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等800余人，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虎口脱险后，戈宝权在东江游击区生活了三个月左右，其间还参加了游击队政治部的宣传和文教工作。回到重庆后，他到红岩村向大家介绍了脱险经过及在东江游击队的生活情况。周恩来认真听取介绍，当听到戈宝权一行改换香港市民穿的唐装，后来扮作难民一直混到重庆时，还说：“真可惜，事先没有招呼你，你要是穿了那套唐装来就好了，这样好让大家看看，你们逃难时和在东江游击区是什么样子。”戈宝权还就东江游击队见闻写了专题报道并译成英文，分发给驻重庆的各国记者。

　　周恩来为戈宝权的译著题写书名

　　戈宝权到重庆后，重回新华日报社岗位，同时继续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周恩来经常鼓励他在专业方面努力学习和发展，把自己培养成为研究外文工作和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周恩来特别重视报告文学在抗战中的宣传教育作用，他常对《新华日报》记者说，我们的报告文学还不发达，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不多，要向外国的报告文学家们学习。为此，戈宝权发挥自身专长，为《新华日报》翻译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写的有关西班牙国内战争、巴黎陷落和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多篇，先后编印出版《不是战争的战争》（《巴黎陷落前后》）、《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等报告文学作品集。

　　1942年11月，戈宝权专程到红岩村看望周恩来，告知《六月在顿河》快出版了，因为该书是在周恩来的鼓舞和关怀下翻译完成的，想请他题写书名。周恩来欣然同意，拿起毛笔一挥而就。该书出版不到一周，就再版了一次。当时，很多熟悉周恩来笔迹的人，立即认出这是他题写的书名。1943年5月《英雄的斯大林城》出版时，戈宝权再次邀请周恩来题写书名。

　　两本书都采用了设计精美的版画作为封面图案。《六月在顿河》采用林仰峥的套色木刻，画面上几个战士纵马奔驰，或挥舞长刀，或持枪射击。《英雄的斯大林城》采用一幅红色的苏联版画，画中头戴钢盔的战士手握长枪，眺望远方。

　　这两本以现实中典型的真人真事为题材、具有新闻特点的文学作品，为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增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大大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后来多次再版。1944年4月15日，远在延安的谢觉哉读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阅戈宝权译《六月在顿河》，爱伦堡作。

　　爱伦堡有力的短篇内，很多新奇句子：“好几个十年都被缩到这短短的一年里来。”“现在这一次战争是由那些很少梦想到战争的一代人来进行的。”“我们失掉了许多和平而安静的城市和朋友；但我们也得到很多东西——我们得了澄清的观察力、有力的憎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苏联的每个男女的生长成熟。”“胜利是不会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必须从大地的深处和从心的底层扭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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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生存空间”。

　　谢觉哉由衷感慨：“我们不仅要学习群众中已存在的生动语言，还要从现存语言中创造生动的句子。”

　　西北野战军随军记者杜鹏程在转战陕北中依然手不释卷。他在1947年9月16日日记中写道：“再次读《英雄的斯大林城》，感到爱伦堡思想多么深刻，全书充溢着炽热的感情和丰富的哲理。”

　　戈宝权还编辑过一本小书《怎样自我学习》，收录了郭沫若、杜国庠、邓初民、翦伯赞、夏衍等写的有关学习的文章。封面上的书名，也是请周恩来题写的。

　　周恩来将戈宝权介绍给毛泽东，被其誉为“俄国文学家”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抉择。为了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谈判期间，与毛泽东的两次会面让戈宝权终生难忘。

　　毛泽东到达重庆当天，从机场离开后先在桂园稍作休息，然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前往红岩村慰问战斗在国统区的同志们，戈宝权等几位《新华日报》编委站在办事处大楼与红岩礼堂之间的石板台阶上迎接。戈宝权回忆道：

　　我们《新华日报》的几个编委，是站在新建的礼堂前面的路上迎接毛主席的。毛主席那天穿了一套青灰色的制服，满面红光，头上戴着一顶遮阳的铜盆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周总理临上飞机时送给毛主席戴的。我们当时站在一起的，有章汉夫、许涤新、胡绳等几位同志。当毛主席走近时，周总理把我们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虽然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看来毛主席已经熟悉我们的名字，并且知道了我们每个人的专业，而且很有风趣地给我们每个人都加上了一个“家”的称号。如称章汉夫：“你是国际问题家”；如称许涤新：“你是经济学家”；如称胡绳：“你是哲学家”。最后轮到我时，毛主席说：“你是个俄国文学家”。毛主席还问我：戈公振是你的什么人？是父亲、叔父，还是兄弟？我告诉他是叔父。他接着说：“我看过他的书，看过他写的《中国哲学史》。”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亲切！

　　另一次会面是在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观音岩的中苏文化协会，参加为“苏联各民族生活图片展览会”举行的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郭沫若等。中苏文化协会在一条小巷子里，人们得知毛泽东要来，都想一睹他的风采，不约而同来到现场，把小巷到纯阳洞一带的街道围得水泄不通。散会后，周恩来走在前面，一边为毛泽东开路，一边指示警卫员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戈宝权回忆道：“当我跟着毛主席和周总理走出中苏文化协会的小巷时，到处是一片欢腾声和叫喊声：‘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戴和崇敬。”

　　1945年底，根据周恩来新的指示，戈宝权搭乘木船离开重庆，到武汉后再换乘轮船，前往上海继续筹办《新华日报》。作为周恩来领导下的秘密党员，戈宝权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为以笔为戈的抗战岁月画上了圆满句号。

　　作者 黄真彦 丁英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