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20日,重庆发生一起国民党特务非法行凶、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合的暴行。胡世合事件激起重庆电力公司员工和全市人民的义愤,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争人权、争民主、反独裁、反压迫、反特务统治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起因:特务枪杀胡世合引发民愤
当时,重庆电力公司是地方势力和银行家控股的民营电力企业,负责重庆市区和近郊的电力供应。公司的发电能力仅1.1万千瓦,而实际需要电力1.8万至2万千瓦。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和军警宪特竟不顾市民和工厂的用电需求,到处私拉乱接电线,猖狂窃电,不仅给电力公司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还常常导致变压器、线路被烧,造成大面积停电。对此,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用电股成立了“窃电取缔组”,专门调查和取缔私自接线偷电行为。
1945年1月24日,安装在重庆市区大梁子的变压器由于负荷过重被烧坏,原属该变压器供电的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却将电源私自移接在都邮街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2月19日,重庆电力公司“窃电取缔组”派刘振基、胡世合、吴兴方、张光荣等工人前往该部,指出其非法窃电行为,并将私接线路剪除,不料遭到毒打和关押。在工人的强烈抗议和电力公司交涉后,胡世合等人才获释放。当晚,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又将电线自行接上,继续违章用电。
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蛮横的窃电行为,引起电力公司用电股股长、工程师章畴叙和电力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一致主张坚决取缔。2月20日上午,章畴叙又派刘振基、胡世合、吴兴方、张光荣前去剪线。为避免意外,他们请都邮街第二警察分局派警察协同交涉。当他们到达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时,碰巧遇见重庆市警察总局保安队长官数人,二分局的警察迅即离开。
随后,胡世合爬上电杆准备剪线,餐厅楼上的人即丢下凳子、餐具暴打工人。接着,特务江德茂率领武装保安队警察20多人对四名电力工人包围毒打,并将他们非法逮捕押往市警察总局。行至民国路口时,饮食部经理、警察总局侦缉队军统特务、号称“九妖十八怪”之一的田凯跑来,掏出手枪击中胡世合腹部。胡世合因未被及时医治,流血过多而亡。
电力公司工人得知胡世合惨遭杀害的消息,无比悲痛、义愤填膺。地处城区大溪沟电厂的200多名工人立即乘坐三辆卡车来到都邮街,与电力公司业务科300多名工人会合后,一同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捣毁了饮食部用具。市郊的弹子石电厂、鹅公岩电厂和电力公司江北、南岸、沙坪坝办事处的工人也纷纷停工,抓起火钩、扳手、榔头、钳子赶到饮食部,要求为工人兄弟报仇伸冤。
电力工人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饮食部楼上,在此设立灵堂进行公祭,并强烈要求当局严惩凶手。同时,用电股立即油印传单,按照电力用户卡片地址邮寄全市机关、工厂、学校,呼吁社会各界主持正义。民众闻讯后,纷纷涌到杀人现场,高呼口号:“特务杀人,国法何在!”当天,前往声援的各界群众约五万人,直到深夜12点,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周围依然人山人海。
酝酿:在南方局领导下揭惨案真相
胡世合惨案发生后,重庆电力公司中共地下党员周力行即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重庆市工委汇报情况。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及时发电报请示在延安的周恩来。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潮开辟道路。”
根据指示,南方局成立了专门指挥机构,由王若飞统一领导,青年组组长刘光负责关注运动发展态势,张黎群负责组织联络,周力行负责电力公司内部工作。同时,南方局给重庆各级地下党组织作了布置,对如何发动群众和上层人士,如何掌握有理有力有节的策略原则等,都有明确指示。王若飞还在特园召开的有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会议上,通报了惨案经过及中共对惨案的态度。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电力公司的地下党立即行动起来,由周力行、刘德惠、邓兴丰等人组成临时指挥小组。为便于开展活动,周力行以用电股职员身份,向国民党中统控制的电力公司产业工会副理事长杨秀蓁做工作,请他以工会的名义为胡世合伸冤,主持公道。杨秀蓁因是用电股线路工人出身,且管理胡世合等工人,当即应允。
之后,杨秀蓁主持召开全体职工紧急会议,组织了“胡世合事件伸冤后援会”。会议推举杨秀蓁、周力行、刘振基等为代表,在电力公司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建议找律师向报刊发表《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然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胡世合的家属也发出《为家主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遭暴徒枪杀毙命殉职,泣请社会人士主持正义代为伸冤启事》。同时,受害工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五条要求:一、立即将凶手、特务田凯在肇事地点枪决;二、以帮凶罪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三、保障电力公司职工今后的自由和生产安全;四、受害工人胡世合的善后抚恤问题应由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完全负责;五、以上要求希两天内答复。
在南方局青年组的指导帮助下,刘德惠、何敬平连夜起草了《为惨杀重庆电力公司工友胡世合事件向各产业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控诉》,控诉书进一步提出八项要求:一、枪毙杀人凶犯——特务分子田凯;二、严办江德茂、吴汉治,封闭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三、惩办参加行凶的保安队员及其长官;四、抚恤遗族,赔偿医药费;五、要求政府通令各工厂停工五分钟为死者致哀;六、要求政府维护公共事业,保障战时生产,禁绝偷电行为;七、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工作自由,重申保护劳工的法令;八、要求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实行民主,取消特务。
这份控诉书除电力公司职工自行散发外,还先后用七种油印版印成2000余份传单,散发到全市各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和市民手中,使惨案的真相迅速传遍山城。
发展:动员全市民众抗议特务暴行
刘德惠是电力公司会计科薄记股股长,在胡世合惨案中,积极组织发动工人和各界群众开展斗争。公司总工程师吴锡瀛十分悲痛地说:“我们吃亏了,我们的人死了,要为他讨回公道!”公司业务科科长张玠、副科长余克稷、用电股股长章畴叙坚定地表示:“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为生者争安全,得不到合理解决,我们誓不终止!”余克稷作为怒吼剧社社长,还和章畴叙、何敬平等通过剧社向文艺界、新闻界广泛宣传惨案真相,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公司中共党员和进步职工邓兴丰、张治源、余造帮、周显涛、刘祖春等在公司内外大力组织发动抗议斗争。公司上下团结一致,坚持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
1945年2月21日,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国民公报》《大公报》《商务日报》等多家报纸报道了有关消息,表达了对特务的愤慨和对工人的声援。
2月22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为胡世合惨案所写的“吁请社会人士主持正义启事”;在三版上以《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为题,详细报道了惨案经过和电力工人们的迫切要求。2月24日,又发表社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强调指出:“国民党特务这种无法无天摧残人权的暴行是一件与全市人民生命安全有关的大事件,谁也不能默尔而息。”号召全市人民都“睁大眼睛,注视这次凶杀工人罪行的最后清算”。
此外,陪都机械工人联合会成立“援胡会”,呼吁全市工人团结起来,援助电力公司职工的斗争,坚决支持电力公司工人的八项正义要求,坚决要求枪毙田凯。
重庆八家工厂的工人和中国工人民主联合会还印发了小册子《我们的抗议》,动员全市工人举行抗议特务暴行的游行。沙坪坝的大学生油印了传单《学生们的抗议》,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取消特务,保障人权,使冤死的人瞑目”,“希望全市人民和青年一起来抗议”。一场反特抗暴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便在国统区中心的重庆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落幕:枪毙凶手举行公祭斗争胜利
1945年2月23日下午,国民党当局迫于强大压力,在重庆电力公司食堂二楼同工人代表杨秀蓁、周力行、刘振基等进行谈判。
工人代表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坚持“杀人偿命,枪毙凶手田凯”,强调“杀人如不偿命,人权得不到保障,工人怎样做工”,一再表示“如不杀人偿命,工人无法上班工作,全市将停电停水”。最后,国民党政府被迫达成四项协议:一、依法严惩凶手,枪毙田凯;二、封闭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三、死者由电力公司优予抚恤;四、追悼会迁长安寺隆重举行。
2月26日,田凯被押赴菜园坝刑场处以枪决。当天,“市民争先恐后,川流不息前去观看杀人凶犯的下场”。他们无不拍手称快,庆祝斗争胜利。
2月27日,全市民众开始为胡世合举行追悼会和公祭。市长贺耀祖带领官员在追悼大会上脱帽志哀,并向死者家属发放抚恤金10万元。
在公祭灵堂,胡世合遗像两侧悬挂着刘德惠写的巨幅挽联——特务横行何处去,民主自由几时来。重庆自来水公司的工人高举挽联,乘卡车前往祭奠;在市郊的重庆钢厂,工人高喊口号,长途步行赶往灵堂;裕华纺织厂的女工不顾大江之隔,奔向长安寺祭奠工友;远在北碚、沙坪坝的大学生也步行进城吊唁。此外,王若飞亲往灵堂悼念,慰问胡世合家属,支持和鼓舞电力工人;郭沫若、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民主人士也前往祭奠。
公祭活动声势浩大,全市各产业工人、各阶层市民送来的挽联、祭幛、花圈安放在灵堂及附近街道,绵延数里。公祭第一天就有八万多人前往祭奠。国民党一面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监视和弹压工人行动,一面下令两江封渡、市郊停车。但广大民众冲破阻拦封堵,第二天前往祭奠的仍有六万多人。
当局迫于形势,便以“时间长了有所不便”为借口,强行将公祭时间由原定的三天缩短为两天,将殡仪提前到3月1日举行。3月1日下午1点,送葬队伍在鞭炮声中起灵。四川水泥厂的工人高举“义之所在”的巨幅横幛,走在队伍前列。重庆电力公司和全市各工厂工人、学生、市民及从成都、贵阳、昆明远道赶来的工人代表高举着一幅幅祭幛、横幅紧随其后。之后一个多月,全国各地陆续来电捐款,慰问胡世合家属。
这一时期,南方局青年组以“工联”的名义,编印出刊《胡世合工友纪念册》。刘光还写了《关于重庆电力公司反特务斗争的总结》,用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
胡世合事件虽仅持续了短短十天,但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作者: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