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各种社会改造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努力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有计划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和新秩序

　　由于战争的创伤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解放初期的重庆面临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多数工厂与商店处于瘫痪状态，大批人员失业；潜伏的敌特和国民党政府溃退时恶意放出的大批盗匪、死囚大肆破坏；帮会势力横行，散兵游勇遍布大街小巷，社会秩序混乱。所有这些，都加大了政权接管和改造的难度。

　　为接管和建设好重庆，中共中央和二野在拟定进军大西南战略部署时，即任命了重庆市及川东区党委的主要成员。同时，二野前委还着手筹组以上海等地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西南服务团随军南下，参加西南各省的接管建政工作。在进军至湖南常德时，配备2470名干部到重庆，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11月23日，奉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际春为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即日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并正式开始接管。12月8日，邓小平、刘伯承率中共中央西南局及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

　　针对重庆解放比预计的迅速，接管干部及警备部队较少等困难情况，军管会确定了接管重庆的方针：第一，是自上而下按系统对旧机构及其主管人员进行接收；第二，是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为此，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交通、后勤、房地产接管委员会和公安部。北碚划归重庆后，又增设北碚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部），对原属国民党的中央及省、市机构统一划归相应单位进行接收，并派出军事代表进行管理。市军管会分别召开工人、学生、妇女、文教界、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宣传政策，安定人心，广泛发动群众协助接管。工人职员选出代表，组织接交研究组，参加清点委员会，清理物资，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中共重庆市委广泛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仅用短短 53天时间，顺利实现了对旧政权机构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单位的接管工作。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重庆接管时期的结束。

　　在接管工作进行的同时，建党建政也及时推进。1949年12月11日，奉中央人民政府电令，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1950年1月13日，市政府发出通告，成立公安局、民政局、建设局、劳动局、文教局、工商局、企业局、地政局、卫生局和法院。市级政府机构的建立和运行，使接管工作和社会改造得以依靠政权的力量顺利推进。1950年，基层政权建设问题逐步提上日程。4月，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区级党委组织及政权机构的决定》，按照居民特点，地理交通条件及有利工作的原则，把原19个区（包括北碚区）合并为8个区。至11月份，全市8个区级党委及区人民政府全部建立。至1952 年底，全市共有137个乡建立了乡人民政府。

　　1950年3月27日至4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38名，代表全市114个支部，2189名党员。会议确定把恢复与发展生产、加强党在工矿企业的领导作用作为今后一切工作的重点。到1952年，重庆市共召开7次党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市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

　　1950年7月，重庆被定为中央直辖市。1951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慎重选举产生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委员。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亦普遍召开。至1952年9月，经调整后，重庆市共辖5区4县，即一区 （ 市中区 ）、二区（江北区）、三区（沙磁区）、四区（大渡口、李家沱区）、五区（江南区），巴县、綦江县、长寿县、江北县。后来区县虽经多次调整，但大体奠定了重庆市域一个较长时期的幅员面积。

　　挖掉封建剥削根子

　　重庆解放前夕，市场粮价飞涨。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成为人民政府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从1950年1月起，开始征收1949年度的公粮（农业税），要求各地抓紧在旧历年前完成任务。其时，农村的粮食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国民党特务、土匪纠集农村封建势力提出“抗粮反共”的口号，组织武装暴乱，公开对抗与破坏征粮工作，使征粮工作无法进行，被迫转为剿匪、征粮并重。在剿匪斗争取得节节进展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又及时制订合理负担的政策，征粮工作逐步打开局面。1950年秋收后，征粮任务胜利完成。

　　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春，广大农村先后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清匪是剿匪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剿匪斗争胜利后，不少匪特头目隐藏乡间，伺机破坏。在各地农村初步发动群众清查散匪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西南局于 1950年7月召开第三次委员会，确定当年冬至次年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村普遍建立起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从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并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

　　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任务，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减租退押结束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因势利导，领导了挖掉封建剥削根子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春夏两季，重庆市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集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夏，重庆全境除少数民族地区外，胜利完成了土改这一历史性任务。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分得土地的农民占市郊各区农业人口总数的78%。

　　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迅速没收了在重庆的官僚垄断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管理制度还原封未动。1951年11月，西南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决定，四川各地于1952年即以建筑、搬运和水上运输业为重点，在城市厂矿企业中领导职工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锋芒首先指向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恶霸分子和暗藏的土匪头子、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少数罪行严重又拒不坦白的人受到法办。继后，又废除了对工人实行人身压迫和封建剥削的规章制度，普遍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劳资协商会等组织，并进一步进行生产改革，掀起增产节约运动。城市的民主改革运动清除了隐蔽在工矿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了新民主主义企业。

　　土地改革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在城乡的胜利，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制度，为在重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此外，市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造。教育、文艺、体育、卫生、新闻、出版、文博等各项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早在接管时期，重庆市委市政府就高度重视全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问题。1949年12月14日，市委发出《关于当前工人工作的要求》，指出当前工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与组织工人群众协助接管，保护工厂，努力恢复生产。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重庆市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全面启动。

　　重庆刚解放时，市场秩序混乱，物价飞涨。其时，银元券、银元、黄金、外币和人民币同时流通，人民政府发行的人民币处于辅币地位。币制的混乱造成金融投机分子活动猖獗。为了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经济秩序，军管会于1949年12月10 日颁发布告，宣布人民币为法定货币，限五日内收兑旧银元券。1950年1月12日，明令禁止银元流通，取缔金银黑市交易。市总工会筹委会等单位分别组成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开展“拒银拥币”宣传。市公安局逮捕惩处了40余名继续作恶的投机破坏分子。重庆金融市场逐步被人民币占领。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市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1950年3月，配合全国实施财经统一，市政府也及时采取征税、发行公债、紧缩通货、疏通市场等措施。到1952年12月，市场42种物价总指数比1950年1月平均上涨0.94倍，实现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重庆当时是全国七大工商业城市之一，私营工商业比重大，其中商业大于工业，工业中消费性行业大于生产性行业。在解放初期存在着机构臃肿、制度不合理、资金少、生产成本高、劳资关系紧张、开工率低等问题。市委市政府在扶持其生产经营的同时，有重点有步骤地对其进行调整。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通过采购和加工定货、统筹兼顾各行业的产销比重对私营商业适当收缩，初步明确了公私企业的分工。同时，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平等协商，劳资两利”的方针，正确地、适当地协调劳资关系。在积极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经营活动困难的同时，还教育资本家克服消极情绪，增强经营信心。

　　1949年12月5日，市军管会开始向原国民党所属各官僚企事业单位派出军代表。1950年1月5日前后完成了官僚资本的没收工作。全市共没收官僚资本企业80个，固定资产1.27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9%。随即，在官僚资本企业中推行民主改革，使之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根据国家需要和资本家的申请，将聚兴诚、和成等各家银行，轮船业的民生公司，煤矿业的天府煤矿等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形成重庆市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恢复和发展交通事业，是解放初我党进行经济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面对重庆解放初对外交通梗阻，工厂难以开工和工人失业严重的困境，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毅然决定修建成渝铁路。中央很快予以批准。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1952年7月1日通车。整个工程前后共投入军工28646人，失业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成渝铁路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工程全部由中国自己设计和建造，材料零件全为国产。正如当时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所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分配给私营机器厂承制的有500余吨，使重庆停工已久的将近30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于6月份重新开工，并带动400余家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铁路所需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等器材，全部委托西南工业部所属工厂加工生产，其中西南钢铁公司第一○一厂（现重钢）提供了 5 万余吨重轨，西南钢管局一○四厂（现重钢三厂）提供了7000余吨铁道垫板。成渝铁路对于经济恢复时期拉动内需、扩大公私订货、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胜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重庆市开始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重庆解放后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国家对重庆的投资安排，是重庆“一五”经济建设的主体。整个“一五”期间，国家对重庆的投资，占对四川全省投资额26.67亿元的31%，国家在重庆新建和改造的基本建设投资达8.28亿元，其中工业共111个项目，投资占 66%以上，达5.46亿元。长寿电厂、重庆电厂、重庆塑料厂、长寿化工厂、重庆木材综合加工厂，重庆肉联厂、重庆罐头厂等大中型企业纳入国家“一五”计划中的全国重点工程。此外，还安排了新建重钢大平炉工程、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六一○纺织厂、重庆造纸厂、重庆农具厂、中梁山煤矿等项目；改建和扩建南桐煤矿、天府煤矿、永荣煤矿、西南工业部一○二厂（现重庆特殊钢厂）、綦江铁矿厂、重庆水泥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机床厂等大中型项目。长寿电厂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安装的水电站。重庆钢铁公司大平炉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的近代工业水平的炼钢平炉，建成投产后使重钢炼钢能力提高3倍。国家对重庆的投资，大大地促进了重庆经济的发展，重庆向工业化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经过全市人民上下齐心，努力奋斗，“一五”期间全市经济全面高涨，社会发展迈出较大步伐。工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12.7%，年均递增16%，高于全国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的速度。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204%，年均递增速度为25%；农业总产值增长23%，年均递增速度为4%。工业的增长大大快于农业的增长，第一次改变了自古以来重庆农业大于工业的经济格局。重庆工农业总产值中，1949年，工业占33.7%，农业占 66.3%；1957年，工业占70.4%，农业占29.6%。这一时期，由于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引进专家和设备，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重庆工业不仅能制造各类型号的精密齿轮机床、中小型动力设备和钢种钢材，而且还开发出塑料、化学农药、农业机械，合成橡胶、天然气化工、仪器仪表等新的技术，涌现出一大批新型产业。此外，生产力布局也有了较大改善。

　　“一五”时期结束时，工业已成为重庆经济的主体，在四川省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重庆工业不但供应四川及西南建设所需的部分钢材、水泥、煤炭、酸、碱等原燃材料，还供应部分机床及大量轻工产品，发挥了重庆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作用。

　　“一五”期间的重庆，经济高速增长，市政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初步配套的一系列骨干工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重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巩固了重庆在四川以及全国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并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重庆初步确立

　　重庆近郊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全国一样，大体经历了农业互助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发展阶段。

　　重庆农业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渴望劳动致富，生产热情很高，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农民虽然分得土地，因缺少资金、耕牛、农具和农业技术，搞好生产有一定困难，在客观上产生了互助合作的要求。1951春，中共重庆市委在农村进行第一期土地改革后，即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江北观音桥乡组织生产互助组进行试点，各区也有自己的试点互助组。从1952年起，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重庆农村广泛宣传发动，由点到面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组。至1953年底，市郊共有农业互助组4059个，入组农民28796户，占全市农户的43.72%。

　　在整顿巩固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组建初级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的序幕揭开。至1955年6月，全市入社农民占总农户的31.57%。全市80个乡中，有13个乡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社。

　　从1955年秋天开始，市委鼓励市郊农业社由初级向高级转变，掀起了大办高级社的热潮。到1956年，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的初级社全部转为高级社。市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基本完成。

　　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重庆自开埠以来，以工商立市，逐步形成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私人资本比较集中。据1950年4月统计，重庆拥有私营工业6958户，私营商业1.71万户。

　　1953年6月，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重庆也加快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1953年至1955年11月，是重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期阶段。这一时期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从以往的“扶持、改革、限制”转变为“利用、限制、改造”，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经销，代购代销，批购零销等方式，逐步将私营工商业纳入初级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少数条件成熟的私营大型厂矿也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重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其标志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到1956年1月16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全市工商业户的申请，所有42个行业14602 户企业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重庆手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重庆地方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初，全市手工业者有3万多人。从1953年底到1956年，全市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小组共500多个，入社（组）人数达到3.6万人，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 96% 以上。1956年，全市手工业生产总值比1955年增长了40%。至此，取得了全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

　　从1953年到1956年底，重庆市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共500人，代表全市5万余名党员。后经这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并由中共中央批准，以阎红彦为市委第一书记（未到职），任白戈、李唐彬、鲁大东、辛易之为市委书记。在新一届市委班子的领导下，全市人民积极投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重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作者：谢荣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