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志廉从1937年开始，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情报交通工作，长达12年之久。我母亲宋玉仙协助父亲做情报工作。

　　下文由我依据父亲生前写的回忆文章和相关资料整理而成。虽时过境迁，那些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斗争场景，仍深深激励着我。

　　自家宅院成地下活动重要据点

　　父亲生于1910年，陕西渭南人。1925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同年前往河南南阳加入杨虎城的部队。1930年，他随部队到西安，任西安绥靖公署车队队长。1932年，调任孔从洲炮兵团汽车连连长。

　　在西安，父亲买下府学巷 20号作为居所。地上前店后宅，地下修建有通往四处的通道和暗室。在这里，父亲与陕西工委地下党员王玉珍结为夫妻。1934年，父亲弃军从商，分别成立了“志通号”“志诚号”车行，与上海孔氏洋行签订了经销道奇汽车及汽车零件的西北总代理合同，同时从事汽车营运。父亲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父亲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一边经商，一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父亲在渭南的战友们到西安，都纷纷来府学巷20号相聚，过去失散的同志也在这里重逢。就这样，府学巷20号逐渐成为共产党人接头的据点。

　　1938年，父亲在陕西宝鸡处理西安八办的军粉（军需面粉）时被敌特发觉，遭到国民党机关通缉。父亲遵照上级领导“不离开西安，就近躲避起来”的指示，先后到陕西25补训处处长毕梅轩处、军官收容在乡军官队藏身。1939年底，经西安八办推荐，父亲参加国共合作开办的西北抗日游击干训班学习，学员们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个身份，为父亲从事地下工作及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年至1942年间，国共关系紧张，西安八办有大批进口汽车零件、铁道钢材、汽车轮胎等物资急需处理。按照林伯渠的指示，西安八办的史唯然秘密通知父亲负责保管和运输。父亲先将这些重要物资从国民党西安军部仓库提出，运到府学巷20号，用大块帆布遮盖起来，找到买家后，再送往目的地。执行过程中稍有疏漏，后果不堪设想。最终，在父亲的精心运作下，所有物资都完好无损地交付给承接人。

　　1940年春，西安政治形势愈发严峻，西安八办的主要领导撤回延安，但革命工作并没有因此停止。此时，府学巷20号发挥了 重要作用。1943年，这个院落成为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当时，一些交通员、报务员、组织负责人及家属住在这里，党的重要文件、发报机、医药和医疗器械藏在地下暗室，重要会议都在地下室举行。直至西安解放，这里的秘密工作从未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发觉。

　　为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父亲扩展股东，扩大经营范围，将车行重新起名为“春生永”车行，并自任总经理，作为公开经商的合法身份。

　　父亲将经营车行的收入，用于工作人员和情报工作的开销。他还负责与国民党军方、政府官员、上层社会应酬交际，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向上级传递。

　　日常工作中，父亲根据不同人员的具体情况作详细的分工。

　　王玉珍负责保管党的重要文件，代表父亲处理他不方便出面的内外部事宜，是重要的交 通员。1942年王玉珍被特务暗杀后，我母亲接手了她的工作。

　　梅永和是父亲的拜把兄弟，渭华暴动的成员，曾任吉鸿昌警卫员，是能使用双枪的神枪手。他以赶马车搞运输为掩护，在市内做搜集情报、散发宣传单、掩护组织成员转运物资等工作。1947年，他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牺牲。

　　李儒伯也是父亲的拜把兄弟，渭华暴动的骨干。1938年，他为保护西安八办的军粉，被敌人逮捕。虽受尽酷刑，但他严守党的机密，英勇就义。

　　另外，父亲的表弟王克勤负责修建地下秘密机关通道和暗室，并负责“春生永”商号的治安，观察周围环境及往来人员的身份。父亲的同乡陈文礼担任汽车司机，负责地下工作人员和秘密物资的运输工作。

　　父亲还与老地下党员秦治安一起，成功策反西安联合勤务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屈伸，收集到瓦子街战役等重要军事情报。

　　开辟地下交通线

　　1940年，父亲筹划并建立了宝鸡至重庆的南路地下秘密交通线。他以在宝鸡开办“宝鸡联益汽车运输公司”的名义，结合长期跑货物长途运输的经验，对这一路的关卡做了排查摸底。做好准备工作后，他带着陈文礼启程。

　　他们以运“天成公司”的棉纱作掩护，车上还装有打通关卡所需的礼品，如兔毛礼帽、成捆的阴丹士林布及戒指等。运输车途经宝鸡的益门、褒城，到达四川广元。每遇关卡，国民党士兵都要上车检查，但只要送点礼品就能过关。到了重庆青木关卡子，则盘查森严。每辆车都要打开车门，由两三个士兵上车仔细检查。于是车子排起长队，差不多要等到天黑才能登记放行。

　　到重庆后，父亲找到事先约好的马敞儒。此人是父亲在第17路军时的大师兄，很重义气。他来重庆的时间长，在军界有关系。父亲跟马敞儒讲，来时检查站查得太严，生意人很难把握尺度，搞不好就出事，影响生意，请他帮忙找人提供方便。马敞儒爽快答应了，并托人在青木关卡子办了一张汽车过境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士兵只需看看三照就放行，不会打开车仔细查看。这样一来，但凡走这条线，我们的车就安全了，也方便多了。

　　打通关系后，父亲带着礼品来到马敞儒的住处致谢。想到马敞儒在重庆办了个汽车修理厂，陕西帮的汽车司机大都把车停在他那儿，父亲趁机又向他提出，可否将他的修理厂作为父亲公司今后的落脚点。马敞儒同意了，南路交通线就此建成。

　　之后，这条线路由王玉珍管理。她负责保管文件、传达上级指令、接送交通员等工作。

　　1942年底，国民党对延安严加封锁，对去延安的人一律要搜身，一旦有嫌疑就会被捕。紧俏物资也很难运过去，一经发现，不仅人员被关押，物资也会被扣。通讯设备、药品、漂白粉、报纸、大型印刷机等重要物资运不上去，极大地影响了边区人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在严峻形势下，父亲认为，只有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才能随时掌握线路的形势变化，了解敌防区的军事布防，做到“严可退，松可进”。

　　1943年，父亲得知铜川有三个煤矿要出手，便想到把交通站建在这个距延安较近的地方。很快，他从西安乘车北上，按照卖方的图纸在桃园下车。经过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决定收购祁家沟、四合沟、春树沟三个煤矿。根据地形，父亲还想在这里建立一个电台，因为离国民党防区较 远，不容易被检测到。

　　回到西安后，父亲加紧筹资，最终用30万买下这三个煤矿，起名新生、新力、新丰。于是，以挖煤、运煤、经销为掩护，父亲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开辟了白区通往红区的秘密交通线。铜川地下交通站为延安人员出入与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周恩来的密使

　　1942年的一天，父亲接到上级指示：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回国路过西安，带回一封密信，组织研究决定由你送给王友直。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抓捕后脱党，之后加入国民党。当时，他担任天水行营政治部第二组组长兼陕西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同时是复兴社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会报会的骨干。他的职务非常重要，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即可获得国民党机密情报。

　　父亲当年通过王友直的秘书与其相识，常用公司的车为他拉私人物品，从没向他要过运费。为了革命工作，还必须与他进一步搞好关系。于是，父亲去上海或新疆做生意时，经常会买当地的土特产和贵重礼品送给他。王友直把父亲当作好朋友，常对他讲：“志廉兄你有事需要帮忙尽管说，别客气。”上级领导也清楚父亲与王友直的这层关系。

　　王友直并不知道父亲是中共党员。父亲如果给他送这封密信，恐怕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密信不慎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甚至会给父亲引来杀身之祸。

　　父亲权衡再三，毅然不顾安危，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将密信小心藏在内衣里，连夜到王友直府上。

　　事后父亲得知，周恩来给王友直在苏联的妻子做工作，这封密信就是为争取他为共产党做事而写的。除了他妻子的亲笔信， 信封里还有一张他妻子和女儿的合影。通过这封密信，王友直被成功策反，为和平解放西安作出了贡献，父亲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

　　将密台架设在敌人心脏

　　1942年夏的一天，父亲学生时期的结拜弟兄雷光斗（原杨虎城部报务员）离开部队到西安找事做，打听到父亲家。父亲安排他在府学巷20号住下，并积极为他找工作，宴请保安处长许子财及其秘书段石斋，还有亲家杜禾甫，最终敲定了他在保安司令部的工作。雷光斗第二天就去通讯处报到，还干老本行，当报务员。

　　1943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公开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此时，在外部建电台没有安全保障。于是，周恩来指示，想方设法将我们的电台建立在敌人的电台上，利用敌台有效地为我党收发情报。

　　父亲接到指示后，将雷光斗的情况向上级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同时提出了他的想法：说服雷光斗为我们工作。他的提议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

　　雷光斗青年时是共青团员。几年没见，父亲不知道他的革命理想有无变化。如果直接说真话，让他利用工作之便为地下党发情报，父亲怕他一时接受不了，坏了大事，所以一开始只对他说，请他帮忙给上海和延安发商报，从而试探他的态度。没想到雷光斗说：“能行。你把对方接头的波长、波段及呼号和具体联络时间给我，我先试试。”父亲见他痛快接受，便将事先准备好的联络方式交给了他。第二天，雷光斗就与延安中央统帅部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他开始为党工作。

　　雷光斗经验丰富，没多久就发现，对方发报员技术熟练，而商务报务员达不到这种熟练程度，只有军事报务员才能达到。从信号上，他也感觉到，延安方向发的是政治、军事情报，而不是商报。雷光斗向父亲坦承，渭华暴动失败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一直在寻找组织。父亲将他的请求向组织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批准。这时，父亲才给雷光斗讲了真话，对方是延安统帅部情报部的电台，并要求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只能和父亲一人联系，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党的机密。就这样，父亲将雷光斗发展为西安秘密电台的正式报务员。

　　为了让雷光斗安心为党工作，免除后顾之忧，父亲派人将他的妻儿从渭南老家接来西安，住在府学巷20号。

　　为了安全、准确、及时地把握电台使用权，父亲将自己名下的宅院低价卖给了国民党元老田毅安，想要运作雷光斗当上保安司令部电台台长。田毅安答应了父亲的要求，雷光斗顺利升为台长。

　　随着国民党部队调防，雷光斗先后被调往咸阳、大荔、铜川和宝鸡，但都没有影响我方的情报传递工作。

　　随着情报工作量的加大，雷光斗一人远不能完成党交给的收发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敌通讯处的成员中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发展了史国政等四位报务员，使敌通讯处电台全员为我方所用。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机智应敌传递情报

　　王玉珍牺牲后，父亲默默承受丧妻之痛。后来，经同志介绍，父亲与母亲宋玉仙相识、相爱，最终结为夫妻。

　　我母亲是父亲的革命贤内助，她聪慧娴淑，遇事冷静。1947年夏的一天，国民党西安交通处处长郁云梯带了一帮人，来到府学巷20号抓捕父亲。因时任西安汽车司机工会总干事的父亲抗拒军令，“没有按时调车去前线运送国民党军运物资”。当时，父亲外出办事，只有母亲和外婆在家。母亲见来者不善，便说：“你们是找我家掌柜的，他不在家。”郁云梯并不理会母亲，直接往家里闯。母亲又说：“我给你们去找掌柜的。”其实，母亲是去给父亲报信。

　　这时，父亲收到了西北野战军首长的指示：“我军的物资运输后勤保障跟不上，军备物资急需送前线。命王志廉配合我军作战，征用商车听从指挥。”于是，父母没有返家，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分头挨家挨户通知各管辖区的汽车队长听候调遣。与此同时，守在家中的郁云梯见母亲迟迟不归，便气急败坏地将年迈的外婆抓走，关进了军法处监狱。随后放出消息，逼父亲现身。

　　外婆因受到惊吓，又发烧又拉肚子。消息传到父母那里，他们心急如焚，但又不便出面营救。时间一天天过去，外婆在监狱里度日如年，父母在外心如刀绞。20多天后，外婆已经奄奄一息。最后，由我的外五爷宋锡侯（辛亥革命陕西籍元老）出面将外婆保释出来送进医院，外婆才捡回一条命。

　　多年来，母亲协助父亲与他们的战友们，共同在府学巷20号工作。地下交通员往家里送情报，如果父亲和雷光斗都不在，就将情报直接交给母亲保管。党下发的所有机要文件也都由母亲保管。

　　20世纪50年代，父亲因蒙受不白之冤被关押。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和外婆外爷在府学巷东侧孔庙生活，靠亲戚朋友接济。其间，父亲多次申诉。1985年6月20日，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判决：“撤销原判，宣告王志廉无罪。”1990年，中共陕西省委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领导小组认定：“王志廉从1937年即与中共地下党员王超北相识，从1938年7月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在敌区为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我地下情报工作是有贡献的。”

　　中共陕西省委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领导小组认定：“宋玉仙同志是王志廉同志之妻，主要在1938年至西安解放利用经商作掩护，为我党地下情报组织，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宋与王结婚后积极配合协助其丈夫利用其家掩护我秘密电台及有关人员的工作，为革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父亲于1998年2月28日去世，享年88岁。母亲于1996年3月28日去世，享年72岁。

　　数年来，我在翻阅父亲的相关资料以及走访当事人的过程中，才得知父母亲当年与战友们是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与国民党敌特机关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经历。“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正是隐蔽战线工作的真实写照。

　　作者：王希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