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的历史过程中，刘志丹等创建的陕甘边苏区，成为当时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走上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今年是刘志丹诞辰120周年，本文回顾他的革命生涯，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

　　坚持武装斗争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受党组织选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西，负责中共陕西省委的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1月，刘志丹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旅，不久组织和领导了渭华起义。

　　1929年4月，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刘志丹带头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兵运活动，但组织的兵暴都失败了。失败和挫折并没有吓退刘志丹。他总结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兵运没有和农运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就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此后，刘志丹在探索以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1931年7月，他将武装斗争的方向转向了山高林密、人口稀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陕甘边地区。他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子午岭山区联络旧部，争取当地饥民和绿林武装，先后组建起三支队伍，并指导他们在山区占据一定地盘，为实现武装割据创造条件。同年9月，整编组建起陕甘边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十分重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给战士灌输革命道理，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同时注意整肃军纪，开展群众工作。部队士气旺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队伍迅速由300余人扩大到400余人。

　　此后，刘志丹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建立了南梁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正因如此，才使晋西游击队有了落脚点，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壮大了陕甘边区革命武装力量，为正式组建工农红军、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革命红旗，这标志着西北革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进入了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1933年10月，照金薛家寨失守后，根据地中心究竟建在什么地方，成了陕甘边特委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在时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刘志丹的建议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于11月3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清算了省委书记杜衡（已叛变）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会议决定建立红26军42师，撤销临时总指挥部；建立三路游击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1月，刘志丹接任红42师师长后，率领红军不断出击，接连取得胜利，很快建立了二、三路游击区，并帮助装备了地方游击队，使二、三路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体系。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领导。5月，恢复健全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统一领导红军和各路游击队。在他亲自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历时7个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并恢复了照金苏区。11月初，在荔园堡正式选举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为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得到了全面发展，苏区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南区的发展、东区的开辟、西区的扩大，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走上了军事战略上的统一。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等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时，红42师也已发展到5个团1500余人，成为根据地建设的可靠保证。

　　提出“三色”理论

　　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广交各阶层朋友，结成广泛同盟，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保证了革命的顺利推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中。这血淋淋的教训，也使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定，把党的中心从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中共陕西省委随之把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

　　1929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省委指示，重点开展武装斗争。会议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红、白、灰“三色”建军方略，并把这一方略贯彻于今后的工作之中。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主张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发动了太白起义，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揭开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年2月，游击队在宁县张皮塬被军阀谢绍安骑兵旅打散，赵连壁、贾生财、杨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带，又拉起了三支农民武装，共约300人。同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将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使南梁游击队得以恢复重建。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从当时陕甘地区革命斗争形势来看，“白色”斗争方式是最艰苦且最危险的。因为陕甘共产党人在发动清涧、渭华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以后，要想再次进入国民党部队开展活动，其难度和危险性都非常大。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打入国民党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如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带领数十人，以率部来投的名义进入宁夏苏雨生骑兵第4师做兵运工作。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王世泰等50余人进入苏雨生部。随后，刘志丹、谢子长以他们的军事经历和个人威望积极在国民党其他各部军阀中谋取军职，以合法军职为基础，又安排了一大批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打入国民党陕北高自清、杨庚武和陇东谭世麟部，并到黄河岸边杨琪、杨鼎、师储杰等人的商贩武装部队中开展兵运活动。红石峡会议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1929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陕西省委“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入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 。刘志丹主持中共陕北特委工作时，多次强调：“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他认为，陕甘边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这些绿林武装同当地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前后，刘志丹多次到南梁一带，深入了解民间武装的情况，引导改造赵连壁、杨培盛等饥民武装走上革命道路，启发成员郑德明、朱志清等维护百姓的利益，教育引导民团团总贾生财、唐青山发动起义，为创建革命队伍打下基础。刘志丹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在党的教育和政策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进入陕甘边苏区，参加了红军。后来发展成为红42师的一支主力团队。

　　1953年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上刊登的《陕甘宁边区简史》中，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中分析第四条经验“革命必须善于建立统一战线才得成功”时，肯定了刘志丹首创的“三色”理论是正确的。

　　“向井冈山学习”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深感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成功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刘志丹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说，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随后，《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要求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指出：“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和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还要求：“二十六军、游击队、农民联合会及党与青年团作最广泛的群众鼓动。”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根据党的土地革命精神，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二）分川地不分山地。（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四）田、苗一起分。（五）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中农。（六）阶级划分是依该户主要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七）争取和改造流民参加生产。（八）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此外，在分配土地时，每个村还保留五六亩最好的公地，给红军解决供给。大刀阔斧地实行土地革命后，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当年粮食产量显著增加，群

　　众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和苏维埃政府成为劳苦大众的主心骨。横山、靖边一带的农民也拖家带口纷纷迁来，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很快增加到20多户，大都是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后迁来的。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1934年冬，刘志丹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同志讲：“根据地建立以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将成为我们政府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要组织人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工作，要恢复商业贸易和金融财政事业。要成立集市，加强商品流通渠道，使老百姓能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了活跃市场，我们可以从各地招引客商来根据地做生意。”财政、粮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金融方面，苏维埃政府曾先后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农民银行”“陕甘边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简称为苏票。面值为一元、五角、两角、一角，由手工刻板，在白布上印制后刷上桐油即成，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还设立了货币兑换处，苏票流通时间约为一年。在商贸方面，苏区采取宽松的商业政策，“允许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荔园堡集市允许白区来的小商贩设摊买卖，所得之苏票可以向政府银行兑换银元”。为了方便根据地的群众，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白马庙等地设立了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苏区集市刚开始时，由于白区小商贩不了解苏区的政策，来的不是很多。后来了解到苏区政策后，来者众多，多运来布匹、细粮、食盐、洋货等，返回时则带牛羊、药材或山货特产。

　　“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刘志丹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密切联系群众，时时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走到哪里，就把革命道理讲到哪里。他非常善于启发、团结那些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各阶层人士一起奋斗，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团结广大民众，团结各界人士，不断壮大革命力量。

　　他作风朴实、平等待人，始终与普通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每当革命受到挫折，他鼓励大家说，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他也从不揽功归己、诿过于人，打了败仗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开展自我批评。

　　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收编的游杂武装头领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长，白锡林任警卫队长。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往甘肃正宁三嘉塬，边宣传发动群众，边按照陕西省委指示进行整顿。在整顿过程中，第二支队一大队长赵连壁带着一部分战士外出打土豪，出现打击面过宽，涉及到不是土豪的群众。部分领导人错误地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严重不纯。在几位主要领导对同盟军如何整顿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第一支队便擅自于2月6日缴了二支队的枪，还打死了赵连壁，打伤了4名干部、战士。缴枪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晚，惊恐的师储杰就带领旧部80余人出走，投奔国民党部队。三嘉塬缴枪事件发生后，由南梁游击队改编的第二支队遭受重大损失。但刘志丹坚持从大局出发，认为这只是革命过程中的曲折，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忍耐性，协助谢子长稳定队伍。当时，由于领导层发生严重分歧，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没有给身为副总指挥的刘志丹安排任何职务。但他毫不计较，依然按组织安排去省委汇报工作。在宁县麻子掌会议上，与会人员对“南下北上、分与不分”展开激烈争论，刘志丹坚持北上把部队带到桥山中段南梁地区活动的主张，更坚持红军不能分裂的原则。

　　1932年底，红26军第2团成立时，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游击队的创立者、领导者却被当时的省委书记杜衡调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刘志丹才被勉强留下担任团政治处长。刘志丹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协助团长王世泰指挥打仗。红25军长征到陕北永坪会师后，他又被不公正地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

　　劳山战役取得胜利之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竟然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反。他们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白军军官”，以欺骗手段，要将身为红15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逮捕入狱。而逮捕密令恰巧送到了在前线的刘志丹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分裂，不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断送在敌人的“围剿”和内部的自相残杀之中，毅然作出了牺牲个人、保全大局的选择。他镇定地让通迅员将信送到军团部，自己单枪匹马前往瓦窑堡。他一到，被不由分说投入监狱，戴上脚镣手铐，受尽折磨。幸亏党中央及时到达陕北，纠正了错误肃反，才将刘志丹和被捕人员全部释放，挽救了这块硕果仅存、唯一可以落脚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被党中央解救后，不仅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而且一再强调团结，强调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向中央红军和兄弟部队学习。在刘志丹崇高精神境界的影响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6年2月东征前夕，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4月14日，在山西的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未竟事业的万千遗憾英勇牺牲。他留下的遗言是：“让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 他的遗物只有半截铅笔和一包香烟。

　　刘志丹牺牲后，党中央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修建了烈士陵园，将他的出生地命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称他为“红军模范”，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作者 郭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