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周恩来抵达战时首都重庆，随后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从而开始了8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那么，南方局为何在重庆成立？又为何迁至红岩呢？

　　从长江局到南方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周恩来

　　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组成，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不对外公开。武汉时期的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前后10个月，作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进一步打开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局面。

　　1938年7月19日，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致电长江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议，在武汉失守后，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并将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合并为南方局。8月5日，中共中央复电长江局，认为项英的意见关系到长江局整个工作的部署，“请长江局首先讨论，再告中央决定”。长江局于8月召开会议，讨论了武汉失守后南方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各方面工作，一致认为，“将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在长江以北地区设中原局；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中央书记处同意长江局关于中共在南方地区领导机构调整的意见，拟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9月25日，中央书记处急电留武汉的长江局委员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指示他们在“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共代表团5个方面进行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一起准备入湘”。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调整各地组织领导机构，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成南方局，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和代表团。六届六中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决定。10月下旬，武汉沦陷，周恩来、叶剑英等辗转西迁，于12月中旬到达重庆，一面与国民党会谈协商，一面着手组建南方局。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周恩来等六人组成南方局常委的电报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即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原长江局副书记）、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原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凯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长江局宣传部部长）、张文彬（广东省委书记）、徐特立（八路军高级参谋、中共驻湘代表）、吴玉章（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原长江局委员）、廖承志（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中共香港统战委员会书记）、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邓颖超（原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晓（江苏省委书记）、高文华（湖南省委书记）、董必武（中央委员、原长江局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13位委员组成。7日，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央，认为机关定名南方局较为名副其实，另鉴于南方局13位委员不常在一地，建议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吴克坚组成常务委员会。13日，中央复电：“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博、凯、吴、叶、董六人为常委”。周恩来即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组织分工，并于16日以南方局名义致电中央，报告组织分工情况，决定南方局设在重庆。

　　至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开始全面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

　　从机房街70号到红岩嘴13号

　　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南方局机关只能秘密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内，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是与南方局同月成立。它与南方局一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

　　早在1938年初，长江局就派周怡到重庆建立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在城区机房街70号设立机关，周怡任处长。武汉沦陷后，周恩来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起入湘，但考虑到重庆已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其地位在南方十分重要，于是从武汉办事处人员中派出一部分人溯江而上，于11月初抵达重庆后，即会同通讯处人员，在董必武和周怡的领导下，开始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筹备工作。

　　11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为适应抗战形势，宜在重庆设办事处作为联络中心，在全国建立交通网。全国交通网分西北、西南及海上3个中心。西安任西北华北及中原之联络；桂林任东南西南之联络；香港联络沿海及海外。重庆为3个联络中心的中心，办事处移该处。中央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周恩来指示钱之光迅速赶往重庆，筹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12月下旬，周恩来由湘抵达重庆。

　　1939年1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原通讯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又兼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都是钱之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番号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在名义上被停止使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后，机关设在机房街70号，南方局机关秘密设在办事处内，一部分人还住在棉花街30号。

　　南方局和办事处先后成立后，周恩来考虑到人员增多，原有的机房街、棉花街房屋根本不够使用，且位置分散又在城区，不利于办公，日机空袭下更不利于防空。鉴于此，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等有关人员为南方局和办事处另觅新址，建立机关。

　　在川东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几处地方中，廖志高通过比较，更加属意于距市区约10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通过实地考察后，他给南方局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本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其大哥饶国栋，老同盟会员，后转国民党，现在重庆大足县党部任职。其丈夫刘国华，国民党员，历任长寿县长、刘湘经济顾问等职，有过同情革命的履历，自刘湘受蒋介石排挤后，即去职，情绪消极，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其弟饶国材，１９３６年在成都加入我党。饶国材的女儿饶友瑚、家侄刘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也在上海、成都先后加入我党。饶国模、刘国华的三个子女，业已加入共产党，系我党新发展的党员。饶国模、刘国华的婚姻，实际上名存实亡。红岩嘴农场，事实上为饶国模独力经营。考察与饶国模周围来往接触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扰。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周恩来经过认真比较和考虑，决定迁至红岩嘴。当钱之光和周怡等人专门到大有农场与饶国模商谈时，饶国模是“慨然应允”和“欣然延纳”。其实早在1938年12月25日，她就与共产党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当天，《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在重庆青年会堂召开“新升隆轮遇难烈士追悼大会”，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

　　办事处在大有农场内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又遇“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城区陷于一片火海，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房屋被毁，南方局和办事处人员紧急迁往农场内，暂借饶国模的部分旧宅办公和住宿。

　　8月，办事处大楼正式竣工，门牌编号为红岩嘴13号。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红岩嘴13号，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红岩，重庆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董必武和同志们在红岩村黄葛树下合影

　　从红岩到红色三岩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红岩，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足，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成为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在这里，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当时的革命者实际上是把红岩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的代号，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地下党同志要到南方局，就说是“上红岩”；进步人士要找共产党，投奔八路军、新四军或去延安，首先想到的也是“上红岩”。

　　1958年11月，原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重返红岩，题诗曰：

　　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

　　孰论持久战？谁写败降书？

　　诸问今皆白，当时惑未祛。

　　结庐在虎穴，纸虎逊黔驴。

　　董老诗中所提“红岩”，就是指设立在红岩嘴13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时，在抗战时期，南方局人员以及与之联系的革命人士还把红岩作为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86号的总称，人称红色三岩。

　　曾家岩50号，原本是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它是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1938年秋，为了躲避日机空袭，赵氏举家迁往乡下，将房子租给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陈长蘅。

　　1939年2月，为了解决中共代表的住房紧张问题，而曾家岩地处市区，会客访友十分方便，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从陈长蘅手中转租了一层、三层和二层东侧的几间房屋，对外称“周公馆”，以此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南方局文委、妇女组、外事组、军事组等均设于此。周恩来副官陈远绍、龙飞虎、祝华先后担任周公馆馆长，负责日常事务和安全保卫工作。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

　　周公馆所处的内外环境十分严峻复杂。周公馆大门外，是一条幽深又狭窄的石板小巷。它与国民党行政院和蒋介石的城内官邸相距200米左右。距大门右边百米之处是军统特务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署。在周公馆巷子口，特务常冒充小商小贩和茶客酒客定点监视，跟踪盯梢；进出周公馆的信件必遭盘查，甚至扣押抓捕；周恩来的小汽车一经开出，就被守在各个路口的特务监视记录。为使各界人士和地下党同志能够准确抵达周公馆，避免因问询而遭国民党特务的拘捕，周公馆工作人员便用白油漆在深灰色的门柱上写下了“曾家岩50号”几个大字，灰墙白字十分醒目。周公馆内部环境也是十分有趣和复杂。除了中共人员租住外，2楼西侧的几间房屋被转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的刘瑶章、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参事端木恺、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8年中，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不失为国共合作期间的一段佳话。

　　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题诗曰：

　　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

　　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

　　董老风趣地把国共两党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情形比喻为三明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

　　虎头岩86号是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惟一公开出版和发行的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后选址虎头岩86号，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共历时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份报纸。在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发行8年多，赢得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拥护，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摧不垮的坚强堡垒，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是抗战的号角、人民的喉舌，被毛泽东赞誉“新华方面军”。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担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长，对《新华日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给分管《新华日报》工作的南方局常委吴克坚和采访部主任陆诒亲笔写信，对《新华日报》的采编工作提出具体改进意见；他曾多次为《新华日报》题词，最著名的一次就是皖南事变后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为《新华日报》撰写的各种社论、专论、代论和文章等共有24万多字。可以说，周恩来不仅是《新华日报》的缔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新华日报》的核心和灵魂。

　　历史选择了重庆，历史选择了红岩。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坚守重庆，屹立红色三岩，栉风沐雨、运筹帷幄，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