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针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主张起到了非凡作用。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展现出的斗争艺术和运筹帷幄的策略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张、杨兵谏 西安扣蒋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谏，于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意在逼蒋联共抗日。张、杨虽然发表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的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但对事态的发展仍处于茫然状态。

　　事变当夜，南京方面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形成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加推何应钦等六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委，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后，分别致电各省市当局，要求“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并对阎锡山委以“营救全权”；对张、杨所部施行分化瓦解之策，孤立张、杨并施加压力。这使尚在上海、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宋美龄，深感“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之重围之中矣”。

　　南京政府的激烈措施，加剧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对立气氛。而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中个别将领投靠南京等行为，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张、杨，给事变的妥善解决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此举不但没有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反被指为“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助日本使中国分裂”。这是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

　　12月12日至14日，张学良多次去扣押地见蒋介石，蒋或闭口不言，或大声斥责，或声言自杀，丝毫不容张分辩。一时间，双方无法对话。蒋介石被扣后，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之间，在对蒋的认识和处置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外有南京讨伐大军压境、共产国际和苏联齐声谴责，内有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存在意见分歧，蒋介石又拒绝同张、杨对话的情况下，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想要实现逼蒋联共抗日的兵谏目的，十分困难。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和平方针 指明方向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指示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地下党组织，推动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部下“剿共”之罪；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介石，立即召开抗日代表大会，并争取宋子文、宋美龄、孙科、孔祥熙等同情与谅解西安义举。同时，为配合张、杨，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中共中央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各路红军迅速南下，向东北军与17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

　　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给南京方面的第一个公开电文。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这份电文虽然仍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反对造成新的内战的基本立场。

　　12月16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偕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后，不顾鞍马劳顿，即前往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会 谈。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事变前途，表示要坚持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争取和平解决。第二天，周恩来又到止园拜会杨虎城，介绍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周恩来报告的最新态势，考虑到南京政府内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怂恿下，企图挑起内战的严重情况，以及蒋介石态度的微妙变化，即刻决定放弃“审蒋”要求，以便利用事变全力推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只要国民党能实现张、杨及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向全国人民正式阐明了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向南京和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及解决目前政局的合理有效办法，希望南京方面立即决定国策。

　　中共中央还对党内发出指示，全面阐述了解决西安事变、避免内战爆发的基本方针：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露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上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

　　这一方针，为处理西安事变指明了正确方向。

　　而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张、杨为实现兵谏既定目的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化解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猜疑，促进了西安事变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及事变的和平解决。

　　临危受命 力争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曾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然而，事变后，“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因此，张学良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给他的“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的电报后，高兴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当时，西安成为了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国民党内部混乱不堪，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反映出英、美、日的激烈矛盾；东北军与17路军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亦有将领宣布投靠南京政府；各地方军事实力派，也都有代表在西安活动联络。与此同时，南京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不仅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指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火速前往西安，与张、杨商量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事宜。

　　1936年12月21日，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又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的条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开始正式谈判。谈判中，周恩来代表张、杨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战、改组南京政府、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12月24日，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也加入其中。与宋氏兄妹初步达成协议后，周恩来在当晚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向蒋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并严正指出，当此民族危机之严重关头，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取灭亡。最终，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由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

　　善后危机 巧妙化解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重大作用，不仅表现在促成西安与南京之间达成协议和蒋介石获释上，且表现在事变的善后处理上。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擅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后，蒋介石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一系列闹剧，致使西安内部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杨虎城对张匆忙放蒋，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张学良临时交付的代理指挥东北军的任务，处境异常艰难。这使西安内部“和”与“战”之间的分歧更加错综复杂。若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新的内战，使已经取得的和平成果付之东流。

　　1937年1月初，为制止南京亲日派重新挑起内战，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两军将领共同研究了联合作战方案。但由于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营救张学良，冲动之下制造了二二事件，枪杀东北军主和的67军军长王以哲以及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形势骤然紧张。东北军陷于自相残杀的边缘，危险也向中共代表团逼来。

　　失去理智的少壮派并未罢手。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又一下冲到七贤庄周恩来办公室。见他们提着枪气势汹汹地走来，周恩来霍地站起身，拍着桌子，义正词严地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回张副司令吗？你们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在周恩来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他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收起了手中的枪。

　　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开导他们：“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

　　周恩来的话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一下照亮了少壮派将领的心。这时，孙铭九等人得到消息，回师西安的东北军正在追杀他们，他们即向周恩来寻求帮助。周恩来立刻派人将他们送到红军设在泾阳县云阳镇的总部暂避。

　　在张学良被扣、时局动荡不安的险恶环境中，大智大勇的周恩来临危不惧，耐心细致地对各方面做说服解释工作，使事变后的危机得以缓和，事态继续朝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肝胆相照 以理服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展示出周恩来预先判定、掌控大局、果敢决策、周密协调的斗争艺术和求同存异的高尚风范。

　　周恩来超强的预判能力，使我党准确快速地掌握了事件发展的动态。周恩来赶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时，因先期对其心理有大致判断，所以谈判很有针对性，快速达成了共识。

　　1936年12月17日，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随机迎接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待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初步判断张有拥蒋抗日的态度，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12月18日，周恩来会见杨虎城。谈话中，杨虎城首先提到红四方面军撕毁“汉中协定”，突然发起陕南战役，袭击驻守汉中的第38军以及警3旅旅长张汉民被俘杀害的问题。杨虎城说：当年“汉中协定”互不侵犯，相得益彰，那多好！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攻打我汉中？要是没有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中央军就没有理由增兵陕西，也就不会惹出后来这么多麻烦事。我也知道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与红军有联系，为什么俘虏他后一定要杀他？

　　多年来，这两件事一直困扰着杨虎城。他曾向中共代表汪锋、王世英等提出，但二人的解释都不能令他信服。

　　周恩来对杨虎城提出的问题毫不回避，坦诚作答，承认问题的发生都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所致。周恩来说：“张汉民同志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只张汉民同志一个。”周恩来还向杨虎城说明了中共如何在遵义会议后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目前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杨虎城问及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时，周恩来详细说明了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道扬镳的情况和张国焘所犯的错误。杨虎城被周恩来肝胆相照的真诚所感动，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

　　周恩来曾说：“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可以说是中共与张、杨关系变化的一种真实写照。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从内战走向团结抗战的转折点。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深入虎穴，处变不惊，相机处理西安事变，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凡的智慧和超常的胆略，成为扭转时局的功勋人物。

　　作者：郭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