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大学（以下简称陆大）是清末民初建立起来的高等军事教育学校。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便接管了陆大，并兼任校长。“黄马褂，绿袍子，缺一不可。”国民党军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揭示了蒋介石培养嫡系的两条路径。黄马褂，指的是黄埔军校；绿袍子，指的是陆军大学（绿和陆谐音）。

　　解放战争时期，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之际，位于广州黄埔的陆大一部，被裹挟着溃逃台湾。而重庆山洞的陆大师生却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举行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

　　三野下达的起义任务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南京的陆大辗转迁移，1940年初迁到重庆歌乐山上的山洞镇才稳定下来。学校位于国民党党政要员夏季办公区核心地段，街对面是陈诚、顾祝同等人的公馆；往北不足两公里是林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林森去世后，林园成为蒋介石的寓所。以陆大在重庆所处的地理位置，不难判断其在国民党军界的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陆大一部分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一部分人则留在山洞继续办学。

　　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上指挥无方，军心摇摇欲坠。在陆大内部，一部分人已经判定国民党军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把这所历史悠久的军事院校完整交到人民手中。他们秘密派出装甲系主任章培潜到解放区去找其弟章乃器（著名民主人士），希望跟共产党取得联系，指导陆大今后的行动。但遗憾的是，章培潜走后，便没了音讯。

　　随后，由于淮海战役失利，国民党军已知败局将定，加强了对陆大的控制：一边将南京陆大迁往广州黄埔，随时准备撤往台湾；一边加强重庆陆大的教学力量，准备以西南为基地顽抗到底。当时，除了部分国民党的铁杆支持者决定一条道走到黑外，南京陆大大多数教师心向光明，寻找出路，不愿追随国民党反动派。他们要么悄悄离职，留在南京、上海等地等待解放，要么要求到重庆任职，寻找时机，摆脱控制。

　　从南京陆大到重庆陆大任职的教师中，有一位叫杭鸿志，时任教务处处长，后来成了山洞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之一。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杭鸿志的三弟杭洪模（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淮海战役中参加了何基沣、张克侠部的起义）突然来到广州，与他进行密谈。杭洪模开门见山说：“大哥，陆大一般人对你的感情挺好，你的人缘不差，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科长李又村派来找你策动起义的。”杭洪模将解放军出具的身份证明文件给杭鸿志看后，又接着说：“广州不属于三野作战范围，属于中共华南局范围，以后把你介绍给华南局，由他们领导你的工作。”杭鸿志早已不愿追随国民党军滑向深渊，更不愿一起溃逃台湾，正苦苦找寻出路，没想到三弟找上门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于是，杭鸿志欣然接受了三野政治部下达的带领陆大起义的任务。

　　做起义的思想准备

　　杭鸿志接受任务后没几天，事情就出了变故。

　　重庆陆大在校的特八期学员，不满陆大教育长徐培根长期不到重庆管理校务，导致学校教学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徐培根又不愿意前往重庆平息事态，于是决定派杭鸿志到重庆陆大主持校务。杭鸿志无法抗命，只得前往重庆陆大任职。杭鸿志赶紧向杭洪模报告了这一变化，于是两人决定，杭鸿志先往重庆陆大工作，等待杭洪模回解放区向领导汇报请示后，另外派人到重庆指导杭鸿志的工作。

　　临行前，杭鸿志将自己了解的国民党部队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让杭洪模带到解放区，以供解放军指挥机关参考。同时，杭鸿志以充实重庆陆大教学力量为理由，带走了一批志向相投的教职员工和部分教学器材。

　　1949年5月，杭鸿志到达重庆陆大后，首要目标就是解决师生的思想问题，营造有利于起义的思想氛围。他先后平息了“重庆陆大迁到黄埔去合并”“特八期学员提前毕业”两种不利于起义的争论意见。

　　随后，杭鸿志又请来原陆大校长杨杰为师生作形势报告，希望大家早日认清国民党必败和共产党必胜的形势。杨杰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1932年4月至1935年12月间担任陆大校长，在师生中很有威望。他一直反对蒋介石违背人民意志发动内战，所以被蒋介石划为“永不录用”的人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监视。杨杰在与陆大教官座谈中，直截了当地说：“有人鼓吹‘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大话不仅落空了，反而出现了他们有被共产党消灭的局面……今天国民党的军事由优势变为劣势，败局已定，无法挽救，中国红是红定了。”杨杰在报告里又点明：“共产党是亲和力在起作用，也就是它与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好，人民解放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强。”

　　杨杰通过多次座谈会和报告会的细致讲解，让绝大多数师生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为陆大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9月，杨杰在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陆大师生默默地记住了这笔血债，更坚定了与国民党决裂、参加起义的决心。

　　二野派来的神秘特使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了进军华南、西南的指示。陈济生被二野秘密派往四川。

　　陈济生，1939年毕业于中央军校，曾任国民党军上校团长，1949年随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因受解放军优待，感受到了共产党给国家带来的种种新气象，决定加入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1949年7月，陈济生从南京出发，他曾是罗广文的属下，此行入川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国民党军罗广文部起义。罗广文部是国民党军驻守川东的主力，是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主要障碍。此行意义重大，临行前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对陈济生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

　　9月中旬，陈济生到达重庆。重庆陆大与罗广文的十五兵团司令部仅一街之隔，为便于工作，陈济生住进陆大特八期学员邓应龙的宿舍。此时，罗广文对国民党尚存幻想，仅仅让个别部下与陈济生保持接触，本人却避而不见。陈济生到达山洞后，虽然对罗广文的策反工作迟迟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是对陆大的起义却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时，陆大师生均认为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即将崩塌。重庆陆大师生工资微薄，物价一日数涨，生活困顿。台北陆大（南京陆大已由广州迁台湾）学生也寄来书信，明言“再不解放我们就要饿死”。山洞的街头贴着“借人头平物价”的肃杀漫画。陆大师生眼中，国民党统治区处处皆是末日景象，但师生们有关前途问题还有一些思想疑虑，主要担心的是共产党会如何对待国民党投诚人员。陈济生的到来，刚好为师生们解开了这个心结。

　　最初，只是邓应龙、张醒等几位好友私底下向陈济生打探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随着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师生把陈济生当成了时事政策讲解员，甚至在食堂都公开咨询讨论起来。当时重庆陆大仍在国民党军的严密控制之下，陈济生不能表明身份，只能耐心地将解放区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共产党甄别任用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情况等据实相告。师生们最后的顾虑也渐渐消除。

　　最后时刻的斗争

　　1949年11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了川黔作战，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西南展开最后决战。解放军与敌人争速度、抢时间，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所谓“大西南防线”。

　　正当陆大师生期盼解放军早日到来时，国民党加强了对陆大的控制。11月13日，陆大校长徐永昌突然给杭鸿志打来电话，询问特八期学员应该什么时候毕业。杭鸿志敏锐察觉到，国民党要对陆大有所行动了。一旦学生提前毕业，就有可能补充到国民党军队，加强国民党军的实力，学校也可能被迫迁移，起义难度就要增加，起义的成果就会变小。于是，杭鸿志采用拖延战术，故意装作不明白徐永昌的意图，回答：“是明年夏天。”徐永昌接着又问：“提前毕业有没有问题？学员毕业的准备工作，一个星期时间够不够？”徐永昌对学员提前毕业显然已有安排。杭鸿志只得将学员毕业典礼安排在11月19日，尽量拖延时间。

　　11月14日，蒋介石飞赴重庆坐镇指挥，企图作最后挣扎。11月19日，他到陆大参加了特八期学员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后，杭鸿志以国民党“国防部”有新的短期训练计划为由，宣布继续上课。这样，时间又拖延了一周。

　　随着重庆周边綦江等县城纷纷解放，人民解放军已兵临重庆外围。11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给陆大下达了撤退命令。杭鸿志、方仲吾等教师代表到市区见了徐永昌。回校后，杭鸿志等连夜编写报告、编制全校人员迁移旅费数目名册等，假装准备迁校事宜，暗中却一边稳定学校情况，一边拖延时间。29日，杭鸿志再找徐永昌汇报校务时，发现他已于28日逃走。30日，杭鸿志为了领取经费，稳住师生情绪，也为了迷惑国民党“国防部”，便带着两名学生代表到林园去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申领经费。

　　顾祝同一见杭鸿志就大声诘问：“你们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我，现在还走得了吗？”杭鸿志赶紧编了一个理由：“我们汽车都准备好了，汽油还够到内江……就是没有钱走不了，领到钱之后即可出发，教官和学员都可以走。”顾祝同见应答得比较合理，就批了经费，并要求陆大师生按要求分别到部队报到和迁往成都。

　　此时，国民党“国防部”已经迁到陆大附近的第七编练司令部办公，杭鸿志在领取经费时发现国民党军在歌乐山上的防卫虽严密，但明显已在准备逃亡，他感觉到起义的时机正在到来。

　　光荣的起义

　　1949年11月29日夜，正在发放迁移费的时候，方仲吾找到了杭鸿志。方仲吾说，学员张醒反映，在他们学员宿舍内就住着人民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果需要联系起义，大家就可以见面。这时，杭鸿志才把自己在广州就已接受三野政治部任务，策动陆大起义的事向方仲吾交了底。

　　半夜时分，杭鸿志和陈济生终于见面了。他们商议陆大起义的三项要务：一是准备一个起义通电的电稿；二是保护学校和财产不受损失和破坏；三是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商定后，大家便分头准备。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大家散会已是凌晨1点多，这时从北面林园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原来解放军陈兵重庆城外，蒋介石感觉林园已不安全，不等天亮，就领着卫队趁夜色向白市驿机场逃去。紧接着，国民党“国防部”、罗广文的十五兵团司令部也从山洞相继撤走。随之而来的是一盏盏电灯黯然熄灭，一声声爆炸声此起彼伏，国民党在歌乐山的防卫开始崩溃。

　　11月30日上午，山洞的国民党卫队纷纷逃散，一些原驻城内的部队也经由山洞向西逃窜。陆军大学召开了校务会议，收集武器，分区开展武装巡逻和警卫工作。规定不准国民党军一人一枪再进入学校，凡欲强行入校者一律开枪制止。如果解放军来了，则开门欢迎。

　　12月1日上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11军31师93团在军参谋长杨国宇的带领下，到达了山洞。陈济生、杭鸿志、曹耀祖、方仲吾、张醒等代表陆大师生出校迎接。随后，陆大召开全校人员大会，宣布正式起义。

　　1950年1月19日，《新华日报》发布了陆军大学胜利起义的消息：“本报讯，原重庆陆军大学全体教、职、学员、士兵，于重庆解放之初，发表通电号召全国陆大校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

　　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陆大以后，参加陆大起义的人员大多数都获得了新工作，从此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道路。

　　作者 吴展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