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重庆率先在国（营）合（作社）商业企业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试点，为探索流通领域的改革作出了有益尝试，获得国务院体改委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暗流涌动的变革

　　自1983年凭票供应体制逐步取消后，自由买卖便把封闭式商品流通体系捅开了一道口子，曾经凭借着“垄断地位”风光无限的国合商店被挤到了市场的边缘。多年来，国合商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指定的“婆婆”进货，指定的价格卖出，在指定的范围内经营，不得越雷池半步。这些“规矩”像铜墙铁壁一样封闭了经营之路。

　　到1990年，全国的国合商业普遍出现亏损，经营十分困难，重庆也不例外。面对困境，远离重庆市区的巴县青木关供销社职工再也坐不住了。眼看着门可罗雀的柜台，半年的巨额亏损，他们合计着为什么不能像个体户那样干，闯出一条活路来呢？

　　几天后，三个采购员大清早便搭车直奔城里的交易市场。他们一次性购进六七个品种的书包，按照高出进价、低于个体户卖价的价格摆放在供销社的柜台里，很快吸引来不少顾客。正巧又遇上赶集，几天时间就全部售罄，这一进一出，硬是把生意做活了。更令人欣慰的是，以前被个体户吸引走的顾客也回来了，供销社又热闹起来。

　　一不做，二不休。“商店经营权、固定价格、固定收入分配”等雷打不动的规矩，在青木关供销社被取消了。他们甚至制订出最少三人同行进货的制度：一人选货，一人记账付款，一人看守货物，然后三人在“白条”上签字画押，财务人员凭此做账。就这样，他们瞒着地方政府偷偷进货，定价进行销售，一个月下来，居然毛利率增长不少。

　　一石激起千层浪，青木关供销社这一行为很快被相邻的供销社知晓。他们纷纷效仿，自行寻找进货渠道，用以填补亏损。变革就这样暗流涌动、一触即发。

　　“四放开”改革试点

　　不久，事情终于被捅破。在1990年9月召开的市财贸会上，巴县副县长牟启源汇报了青木关供销社的事，引起不小的震动。虽然他们的做法收到了明显效果，也可以说对刹住市场滑坡势头闯出了一条新路，但因合理不合法，政府没有确认，而且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走得稳，当时谁也说不清。好在市领导发现了这个好苗头，并悄悄记录下来。

　　会议之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张文彬一面让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一面着手组织市政府考察团年底赴沿海经济特区学习先进经验。

　　广州、深圳、珠海……重庆市政府考察团白天考察企事业单位，晚上视察夜市，18 天急行军似的考察，让大家渐渐打开了眼界。一路的思考，一路的争论，大家脑洞大开，不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最后一站是厦门。在厦门市政府迎宾馆召开的总结会上，张文彬广纳建议，结合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的实际情况，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个方面的放开，补充完善为“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个方面的放开。“经营放开”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依靠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自主决定经营范围，依法纳税。“价格放开”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灵活作价。“用工放开”在企业内部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聘任制，内部待业制，运用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分配放开”根据企业和职工经营好坏、效益高低、服务优劣、贡献大小等分配工资奖金，奖勤罚懒，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就这样，考察团从沿海回到重庆后，“四放开”改革即刻从酝酿付诸实施。

　　1991年1月，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南坪工贸大厦21楼会议室里，张文彬代表市政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重庆的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从全市遴选出来的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的马前卒。

　　各种新气象的出现

　　“四放开”改革的消息犹如一块巨石落水，顷刻间激起万丈波涛。一时间，各种议论、矛盾冲突蜂拥而至。一些商业部门的领导怕出乱子，怕担风险，不敢前进一步。有的区长、县长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甚至还有部门指责这是“越轨”“侵权”，要求马上“纠偏”……

　　面对新生事物，人们往往有一个徘徊、观望的过程，但是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已经看到了希望。

　　重庆南坪商业大楼乘着“四放开”的东风，根据企业的自身优势，及时调整经营方针，改变过去的“狠抓零售，发展批发，巩固联营”为“扩大批发，确保零售，发展联营，批零并重，规模经营”。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对批发经营结构进行了调整，采取扩大家电，发展针纺、钟表、百货，缩小五金，砍掉副食和小食品的措施，形成了以家电为龙头的批发经营体系，大大提高了效益。

　　价格放开后，重庆市五金机械批发公司体会到解开绳索放开手脚的感觉。一位教师看见商场出售的阿里斯顿冰箱较为便宜，但价格与其他商场相差不大，有些犹豫。商场家电部主任得知其购买数量较大，当即表示，每台还可以下浮30元。顾客很高兴，一下买走了5台。

　　用工、分配放开后，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贸易公司职工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以前公司营业员中有“二怕二争”，即“怕外出摆摊辛苦，怕旺季太忙太累；争着休息星期天，争着下午梭晚班”。自从实行联销计酬后，居然出现了“二争三主动”的现象，即星期天业务好争着上班，下午生意忙争着上班；淡季太闲主动出摊，节假日顾客多主动设摊，主动为顾客送货上门。过去调动工作常常有人以“我干不了”为由而不服从，签订“三制三岗”合同后，

　　即固定工实行合同制、干部聘用制、内部待业制，根据表现实行上岗、试岗、待岗，安排工作再没有不服从的事情发生。

　　各种新气象在试点企业悄悄地经历着由量到质的蝶变。为了让改革的路走得更顺畅，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会议决定，把“四放开”列入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

　　改革成功推向全国

　　1991年4月以后，“四放开”改革从试点阶段向全市全面铺开。与之配套的城市改革也势在必行，包括整顿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四放开”已不单纯是重庆商业企业内部的一项改革，而是一场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管理的大变革，必将带动各部门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都遵照经济规律办事。

　　转眼间，已是一年金秋季。经过多方努力，重庆推行“四放开”的商、供企业已经达到 80%，可谓是硕果累累。随着媒体的各种宣传报道，这项改革在全国也逐渐引起很大反响。不少省市纷纷派人来重庆学习，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也派人前来进行专门的考察，充分肯定重庆的做法，认为此举为全国商业改革带了一个好头，推动了商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11月，“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重庆隆重举行。会议由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主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会上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首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顿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由此，重庆商业“四放开”之风便吹向全国。胡平欣喜之余，专门题词盛赞此项改革：“首开贾苑一枝花，迎来神州春满园。”

　　作者：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