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至1935年，徐悲鸿、梅兰芳先后赴苏联，其画展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中苏两国已经恢复外交关系，双方文化交往正在逐步增加。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张西曼联合徐悲鸿及一些留苏文化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孙科当选为会长，时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当选为名誉会长。

 

　　鲍格莫洛夫在大会的演讲中说：“（中苏文化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文化事业兴趣增长之一证；至于我国，我们为要使我们的人民熟悉中国之文化事业，已于对外文化协会中设一特别部门。”可见，中苏文化协会的成立由当时两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情形所促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协会建设不断进步

 

　　协会成立当天通过的《中苏文化协会会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及宣扬中苏文化并促进两国国民之友谊为宗旨。”同时，会章还列出了其事业范围，包括：“1、介绍苏联学者来华讲学；2、介绍中国学者赴苏联讲学；3、举行关于中苏文化讲演及展览会；4、出版关于中苏文化刊物；5、举行各种促进中苏人士友谊之集会；6、赞助国内人士赴苏联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7、赞助苏联人士来华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8、设立图书馆，搜集有关中苏文化之书籍及定期刊物；9、其他有关中苏文化之事业。”

 

　　中苏文化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会费。1935年的会章中明确说明：“本会会员入会时，应缴纳入会费二元，每年应缴纳会费二元”，此后会费有所调整，但均须缴纳。二是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官方补助。苏联方面，主要是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 通过驻华使馆定期提供，“但形式上仍是私人捐款，资金数额也未予公开，以免日本找到苏联在中国进行宣传活动的把柄”；中国方面，“赖各机关补助，以资维持”。各机关主要指国民政府 立法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重庆市政府以及分会所在地政府等。

 

　　中苏文化协会最初的成员多为政界要人、党团人士，也包括学校教授等。这些人多数曾留苏、访苏，或有追随孙中山“联俄联共”的经历，再或是对苏联文化充满兴趣。不过，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发展不断增加。1936年3月8日中苏文化协会第一次年会时，会员有485人； 1938年12月25日第二次年会时， 会员达到808人；1940年3月第三次年会时，会员增加到1038人。

 

　　与此同时，中苏文化协会还在长沙、重庆、成都、广州、兰州等地建立分会，不断扩大影响。到1940年，总分会会员总计约2200余人。抗战后期，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

 

　　迁渝改组扩大影响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沦陷，华北、华东地区的大批政府机构、文化团体、生产企业等纷纷内迁，中苏文化协会也向大后方转移。1937年11月，中苏文化协会由南京迁至武汉，1938年7月，又迁至重庆。

 

　　到重庆后，中苏文化协会“无法即时租赁适当房屋为会址，乃暂借本市银行公会三楼为临时办公处所”。当时，银行公会的会址位于道门口第一模范市场，为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使用。不久，协会又迁至观音岩义林医院，与其他机构合用医院建筑办公。此后，随着业务和影响的扩大，张西曼在七星岗租得一幢两层建筑。这处位于市中心的房子有一个大院子，附设有餐厅和活动室，便于开展集会和活动。

 

　　迁至重庆后不久，中苏文化协会便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对协会进行了改组。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会章，选举孙科为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为副会长，梁寒操、张西曼、徐悲鸿、田汉、吴玉章、王昆仑等35人为理事，邓公玄、姚蓬子、戈宝权、曹孟君、陈铭德、胡风等19人为候补理事。

 

　　中苏文化协会第一届理事，主要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代表人物，此次改组增加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少数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改组为中苏文化协会增添了新的力量，适应了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0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在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时，又进行了一次改组：增设研究工作委员会，由邵力子为主任委员，下设政治组、经济组、教育组、文艺组、社会组；增设宣传工作委员会，由王昆仑为主任委员，侯外庐为副主任委员，下设杂志组、编译组、资料组；增设妇女委员会，由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傅学文、曹孟君为副主任委员，邓颖超等11人为委员。此次改组，使中苏文化协会的职能划分更细，业务范围更广，影响进一步扩大。

 

　　社会职能进一步丰富

 

　　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后，十分强调以文化交流为基本任务。孙科在协会第三次年会上讲：“本会自成立以来，即根据两个原则进行会务工作：第一，是把中国固有文化，以及新兴的抗战艺术作品，整理搜集起来，介绍到苏联去，使苏联友人时时明了中国固有文化之价值，及如何在艰苦奋斗中尚能支持文化工作；第二，是把苏联方面的文化动态，及文艺成绩，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同胞更可以认清苏联。”

 

　　当时，中国用广播、电影等各种不同的方式，给苏联提供资料，让对方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苏联的报章、杂志也不断报道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并登载同情中国的言论。

 

　　除了输出中国的抗战文化，中苏文化协会也时常引进苏联的抗战文化，并有意识地通过艺术、理念和文学等形式，全力传播苏联文化的精髓。1927年后，中国许多文化工作者就开始介绍苏联革命的理论成果，一些社会科学读物更是如潮水般涌进国门。中苏文化协会的编译组编译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的作品，如《苏联社会科学丛书》《苏联文艺丛书》《苏联研究全书》《苏联建设丛书》等。全民族抗战第一年，除翻译苏联的著作外，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占出版物总量的八分之一。此外，中苏文化协会还通过举办展览、开办讲座、举行联谊会、音乐会等形式，不断扩大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苏文化协会自成立起，一直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全民族抗战初期，苏联开展对华援助时在远东采取的外交政策。协会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和活动，其内容不仅限于一般的中苏文化交流，往往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妇女儿童等各个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相联系。

 

　　早在1936年，中日战争还没有扩大时，梁寒操就曾对中苏两国的和平外交与合作事业进行展望，称：“中苏两国现均致力于和平、建设，而和平建设的精神各有独到。我所需于彼的为建设精神，彼所需于我的为和平精神。我之旧文化及今日所持为建设方针的三民主义，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者，我将尽量贡献；彼之建设事业，如科学研究，技术训练，发展轻重工业，及集体农场等，足为我们国民经济建设的借鉴，亦望得而尽量采取。”

 

　　一年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苏文化协会在进一步增进中苏友好关系上的使命感更为突出。 所以，组织文化集团访问苏联成为一种国民外交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实现，有助于中苏邦交的巩固，加速共同敌人的崩溃。

 

　　孙科第二次赴苏联考察归 来后，在演讲中援引苏联外交人士的话称：“无论欧洲的战事怎样发展，日本对苏联的态度如何改变，中苏两国的关系是不会变的。苏联的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

 

　　此时，欧洲的战火已经点燃，苏联的外交与军事战略开始有所改变，但中苏文化协会致力于中苏友好的愿望并未停止。

 

　　促进统一战线发展

 

　　中苏文化协会在会员发展上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协会成员乐于了解苏联和接受苏联文化的特性，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通过中苏文化协会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方便。

 

　　协会的发起人、第一届常务理事张西曼便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倾向于向苏联学习，主张团结抗战，在国民党“左翼”人士中有重要影响。而孙科、邵力子、屈武等也支持发展中苏友谊，赞成发展抗战进步文化。

 

　　在这一背景下，中苏文化协会逐步加大了对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吸收。在协会中担任常务理事的王昆仑，实际上是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直接联系的党员。通过积极组织和策划，邓颖超、郭沫若、茅盾、翦伯赞、沈志远等共产党员纷纷进入中苏文化协会，并担任要职。所以，后来屈武说：“中苏文协是革命者的掩护店，是进步活动的大本营。”

 

　　事实上，中苏文化协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共产党员加入，还有包括陈铭德、胡风、赵 望云、陈长蘅等在内的大量民主进步人士加入。协会阵营不断扩大，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传播抗战进步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艾智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