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处长江大动脉的上游，云南、贵州、四川3省的交界点 ，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结合部。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进一步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同时解决四川省太大、人口过多、不便管理和三峡库区移民等问题，中央开始着手考虑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出来。

　　“三峡省”的短暂酝酿

　　总体而言，重庆直辖的动因，离不开三峡工程的兴建。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题研究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对有关三峡工程建设与移民的管理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 ，筹备“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会后，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协商，3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其中，在“妥善解决库区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成功的关键”这一部分内容中，提出“建立三峡特区的建制，成立特区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 享受省、市（区）一级政府的待遇”的方案。

　　4月 ，“三峡工程筹备领导”正式成立。7月31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召开第 147 次会议，讨论了由国家水利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将 “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 ”的建议，并形成一致意见。为加快三峡地区的建设，妥善解决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三峡特区”，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均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10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47次常务会议，再次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就三峡的管理机构名称，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三峡特区”与 “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海南特区”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性质不一样，但把“三峡”冠以“特区”的名称，容易造成混淆。他委婉地建议：“三峡特区”还是改个名字为好。于是，与会者又就国务院负责人当场提出的“三峡行政区”名称进行了讨论， 并一致赞同。但会后，有人研究了《宪法》，说上面没有设省一级行政区建制的规定。为稳妥起见，中央委托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项淳一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三峡行政区的名称、区划和建制问题。小组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作为一个省一级的建制，只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以，建议将“三峡行政区”改为“三峡省”。

　　1985年1月19日，这一天，对于三峡工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专门听取了李鹏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汇报。他不仅力主采用180米的中坝方案，支持开发性移民，还提出把四川省一分为二的设想。

　　当李鹏汇报“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提出“这个行政区应该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便于发展经济”的建议时，邓小平当即表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这是邓小平提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最初设想，也为以后此项工作的推进指明了方向。

　　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置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颁发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当时三峡省的行政区划范围为：四川涪陵地区（今属重庆）的涪陵、南川、垫江、丰都、武隆、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四川万县地区（今属重庆）的万县、开县、梁平、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湖北宜昌地区的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北宜昌市（已与宜昌地区合并为宜昌市）；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尽管涪陵地区和重庆市连接，但当时国务院考虑，鉴于三峡工程水位按可行性报告的150米方案，为了不影响人心，不干扰筹备工作，所以筹备中的三峡省没考虑重庆市。这与李鹏设想成立的“三峡行政区”有出入。

　　事实上，根据1984年国家有关权威统计资料分析，在除台湾省之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三峡省”自身在内）中，“三峡省”所占的大体位置是：面积名列第26位，排在宁夏、北京、天津、上海之前；人口名列第24位，排在新疆、上海、北京、青海、天津、西藏之前；工农业总产值名列第27位，排在青海、宁夏、西藏之前。这一系列数据表明，筹建中的“三峡省”，既是一个“小省”，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省”，它的筹建，与三峡工程的兴建息息相关。而此后，人大、政协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表示疑虑甚至持不赞成态度，更有专家提出可能出现泥沙淤积、库岸地质灾害、水库特别是重庆主城江段水质恶化等问题。为了慎重决策，中央以一切为了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三峡省”的筹建因而搁下。

　　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2号文件的形式，下达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三峡工程论证和准备还需要一定时间，而三峡省筹备组要发展成一个实体又不具备条件，以致目前这个地区形成湖北、四川两省都不管，三峡省筹备组无力管的现象，极不利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也不利于为三峡工程作好准备。为此，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负责指导和帮助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移民试点工作。《通知》还特别强调：对三峡地区有必要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和措施予以扶持。国务院各部门和湖北、四川两省， 要尽可能在安排建设项目、投资开发上给予适当照顾。

　　《通知》传达后，三峡省筹备组随之撤销。

　　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的铺垫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6月下旬，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会议主题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会议界定的沿江地区范围，东起上海，西至重庆。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肖秧在发言时提出，采取“国家支持，重庆承办，基础设施先行，三次产业并举”的办法，把移民问题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通盘加以考虑。并建议成立三峡特别开发区，将三峡工程建设与带动库区及相关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实行特殊政策。

　　12月，四川省三峡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在重庆举行，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地区、黔江地区、达县地区（后分为达川和巴中）、南充地区（后分为南充和广安）正式建立四川省三峡经济开发区。同年底，肖秧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之后，即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形成共识，着手谋划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他提出联合发展应成为三峡经济区的根本特征，要依托重庆这个中心城市，以市场经济的办法促进跨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分割，走联合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联合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1993年8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关于成立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的通知》，明确其性质是“三峡经济区域内发展经济的议事协调组织”。其任务是以建设三峡工程为契机，按国家沿长江开放开发的战略布局、国家和四川省加快发展三峡库区经济的要求，遵照“联合开放开发、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原则，大力发展经济联合与协作。时任四川省省长肖秧担任联发委主任，时任副省长甘宇平担任常务副主任，时任重庆市市长刘志忠担任副主任，经济区8市地的市长、专员和13个省级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为委员。同年底，成立联发委办公室，由8市地计委或移民局负责人为其成员，挂靠重庆市计委。

　　联发委是四川省委、省政府组建成立起来的，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目的非常明确，即利用三峡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移民的机遇，充分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三峡库区及川东一翼的发展，并通过经济发展增强移民安置能力，支持三峡工程建设。联发委开展工作的3年时间，是重庆从计划单列到代管“两市一地”直至直辖过程中的3年，是重庆直辖历史进程中的一环。不仅使重庆的中心城市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客观上也使原本处于三峡库尾的重庆市更加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库区腹地的经济建设和移民安置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中央从安置三峡移民的角度审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必要性，作出了实践上的铺垫。

　　这一时期，三峡经济区各市地加强了沟通联络，增进了理解互信，在工作中建立了融洽的人脉关系，为直辖初期原重庆市与“两市一地”（即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的融合，为重庆与四川划分各项基数，顺利平稳地与四川分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代管“两市一地”的过渡

　　1994年3月，全国人代会通过了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随着三峡工程的正式动工，移民问题日渐显现。百万移民这一世界级难题，是难以用简单的赔偿迁移来解决的，要完成开发性移民，实现库区经济的大发展，需要行政上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于是，中央开始论证设立川东省和提议设立重庆直辖市。

　　按照当年邓小平的最初构想，实际就是把四川省分为川东省和川西省。国务院在研究这一方案时发现，如果建立川东省，重庆一定是省会，但重庆市的实力比川东省还要强，这样省市之间容易产生矛盾。而且省市两套机构，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重庆市对三峡移民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因此，为了减少将来省和市之间的矛盾，国务院考虑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方案，用直辖市的行政力量来解决三峡移民问题。

　　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肖秧讨论成立直辖市的问题。当时肖秧主张成立大重庆市，包括三峡库区和黔江地区。10月，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调重庆任市委书记，李鹏给他交代了中央考虑成立大重庆市和管好三峡库区移民的意图。12月，李鹏又分别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商讨了成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表示同意先进行酝酿，但同时又担心四川省内部有异议。

　　其实，设立重庆直辖市，大部分人（包括四川）是赞成的。12月9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时任省长肖秧联名向江泽民、李鹏写报告，明确表示赞成四川一分为二，同意设立重庆直辖市。报告指出，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于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他们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这样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省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

　　此后，李鹏在1996年上半年多次与时任国务委员李贵鲜等商谈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并得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支持。征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的意见，也同意重庆改设直辖市，直接领导县，取消“两市一地”。

　　6月，李鹏集中精力修改了重庆改设直辖市的报告，并在随后召开的总理办公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分别讨论和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26日，李鹏请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时任省长宋宝瑞、时任省委副书记蒲海清、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一起谈重庆市改直辖市的问题。谢、宋希望把达川和广安地区划入重庆，李鹏不赞成。李鹏说，如果这样，重庆市又多了1000万人口，显然不合适。

　　7月18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反映，四川赞成重庆改直辖市，但重庆直管县范围太大，鞭长莫及，会削弱领导，“两市一地”的干部思想动荡。为此，胡锦涛认为，重庆改直辖市后，下面体制可暂不变动，可以从长计议，以保持稳定。他分析，直辖的阻力主要来自地市一级， 而不是县。作为过渡，地市先保留，改制可逐步到位。第二天，李鹏让李贵鲜到重庆去了解干部思想，做安定人心的工作。他们一致认为，重庆改为直辖市以后，地市机构和干部级别暂不变动，并在合乎宪法的原则上，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区划调整，这样做比较稳妥。

　　随后，重庆直辖市的组建工作紧锣密鼓展开。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四川省委托重庆市从1996年9 月15日开始代管“两市一地”，明确“自代管之日起，两市一地的党政工作和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及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等，均由重庆市代四川省行使管理职能”。中央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解决四川面积过大、人口过多、难于管理的问题，也有利于加快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发展，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开发，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做好移民工作。重庆直辖市要按照 “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

　　重庆直辖市圆满设立

　　1997年2月27日，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李鹏在议案中指出，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为了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且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同时解决四川省由于人口过多和所辖行政区域过大、不便管理的问题，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论证，拟将四川省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划入重庆市，设立重庆直辖市。

　　随后，李贵鲜于3月6日就议案向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在方案酝酿过程中也提出过设省的方案。经过反复调查、论证、比较，从稳定全国行政区划的大局出发，认为四川省的格局不宜作大的变动。同时考虑到，如果设省，难免要建立一整套省级机构，增加编制，增加非生产性建设和行政、事业经费，势必耗费财力；设省后重庆作为省会城市，不但与省机构重叠，也不利于发挥它的长江上游和我国西南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所以，在认真权衡各方面因素之后，选择了设重庆直辖市的方案。

　　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共有 2403 位代表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投下了赞成票，会议作出《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这标志着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第四个中央直辖市诞生了。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这是新重庆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两个多月后，重庆市委便圆满地召开了直辖市第一次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选举产生了重庆直辖市第一届市级领导班子，

　　尤其是制定和通过的《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分析重庆市情的基础上，从战略指导思想和目标、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重点和布局等方面，力图解决重庆在发展上一些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为新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绘制出跨世纪的宏伟蓝图。

　　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隆重举行。此后，重庆迈开新的步伐，进入崭新时期。

　　作者：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