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积极会见和拜访驻华使节、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朋友等。毛泽东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视角、平易近人的风姿给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树立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

 

　　多次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虽然战时英国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但两任驻华大使都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良好关系。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一直与周恩来交往密切。正是在卡尔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获得香港总督的准许得以成立，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党组织的重要阵地。1942年，卡尔转任驻苏联大使，《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惜别英大使卡尔爵士并致临别赠言》《再惜别卡尔大使》《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卡尔大使访问记》三篇欢送文章。

 

　　在华期间，卡尔的继任者薛穆大使继续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关系。从1942年2月至1946年7月，他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中，做了许多赞扬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同时提出了英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该考虑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建议。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与薛穆有过多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是在苏联大使馆，双方进行了友好谈话。薛穆对毛泽东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待人诚恳，并非如蒋介石所抱怨的是一位“难于对付的政治首脑”。

 

　　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英国大使馆拜访薛穆。会谈中，毛泽东介绍了重庆谈判的一些情况，批判了国民党玩弄手段，欺骗人民，利用和谈准备内战的阴谋。毛泽东说，日寇不仅利用国民党的这种反共态度，迟迟不向八路军投降，而且在伪军配合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动进攻。他举例说，阎锡山的部队还在掩护太原地区的日本军队，使八路军不能消灭他们。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引起的，它妨碍了将中国人民从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此外，日军迟迟不投降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影响到战俘的遣返问题。在这些战俘中，包括了英国战俘。毛泽东说，这种情况在离上海不远的扬州，以及在山东的威海更为严重。

 

　　薛穆认真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情况严重，因而一字不漏地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汇报。这使英国政府对重庆谈判有了深入了解，对国共斗争的复杂性有所认识。第二天，薛穆又在英国大使馆设宴招待毛泽东。

 

　　9月8日下午4点，毛泽东在桂园举行招待会，感谢支持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同情陕甘宁边区的外国友好人士，薛穆及其夫人应邀出席。招待会上，薛穆即席发表了讲话，说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提供的救济金纯粹只是战时援助，在战后和平时期，英国一定会帮助中国重新建设。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与薛穆的交往是友好的，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鼓励日本反战作家带领同志继续斗争

 

　　鹿地亘是一名日本作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此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他和妻子池田幸子流亡到中国上海，后到武汉，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

 

　　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正式成立，鹿地亘任会长。反战同盟成立后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战工作，如教育同盟盟员、制发对敌宣传品、组成反战同盟前线工作队，这些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特地会见了鹿地亘夫妇。

 

　　1945年9月14日，利用谈判休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盛赞日本反战友人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作出的贡献。

 

　　毛泽东说：“鹿地先生是文学家吧？”鹿地亘笑着说：“我是忘了文学的文学家。”接着，鹿地亘大致谈了国统区日本反战人士的艰难斗争情况。毛泽东关心地问道：“那么，现在你手中有多少日本同志？”

 

　　鹿地亘说，除了妻子、孩子，只有四个日本人。毛泽东说：“这很好，很了不起，请你们看重这四个人的力量，四个人是个小数目，但到时候是会变成百万之众的。”

 

　　毛泽东讲了中共的战斗历史、发展情况。他指出，人民的力量是在不断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在这过程中，必然会有曲折甚至倒退。因为人民事业是正义的，并随着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斗争，它一定会成长壮大。要爱护干部，要带好这四个人，热爱他们这样一个整体。不断地积蓄、扩大，一定会飞跃发展成为百万人的。若没有这样的继续，到战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那时就非常被动、可惜了。所以要努力积蓄，不要失望，要有信心，继续自己的斗争。

 

　　鹿地亘说：“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深刻领会您的教导，把四个人带好，今后进一步去战斗、工作。”

 

　　毛泽东祝愿鹿地亘夫妇回国后多培养干部，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日本人民的民主、幸福作出更大贡献。夫妇俩长时间紧紧地握着毛泽东、周恩来的手，含泪告别。这次会见，极大地鼓舞了鹿地亘等人。

 

　　1946年上半年，在郭沫若等中国友人支援下，鹿地亘夫妇和反战同盟成员顺利回到日本，继续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事业而奋斗。

 

　　美国青年记者“万远追渝晤”

 

　　居西忖东事，唯慕毛率革。

 

　　万远追渝晤，走陕察真作。

 

　　战耕皆新熠，生机萋萋勃。

 

　　佩红五体投，总讴赞廙歌。

 

　　这是美国青年韩丁的一首诗。他在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非常向往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亲自来中国看一看的想法。

 

　　1945年，毛泽东正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韩丁不远万里追到重庆，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又去陕北，亲眼看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除了接触国内社会各界人士外，还特别关注美国的政策，十分注意从美国人那里了解美国的情况。在繁忙中，他抽空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了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两位年轻记者：韩丁和格里·坦纳鲍姆。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的谈话，在周恩来和担任翻译的龚澎陪同下进行。韩丁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格里则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毛泽东便问他们有关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问：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啊？杜鲁门对农民和工会采取什么政策？他很关心罗斯福去世后刚升任总统的杜鲁门的情况，想了解杜鲁门及其思想，因为同蒋介石打交道也就是同杜鲁门打交道。尽管两位记者对这些问题回答得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仍听得很专心。

 

　　两位记者本来准备了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未来等问题要问毛泽东，哪知毛泽东反过来问了他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情况。

 

　　从毛泽东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问题中，客人明显看出，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过很多探讨。两位记者觉得，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显然毛泽东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但他希望听到不同的观点，或验证一下以前得到的答案的逻辑性和内容。

 

　　这次会面，韩丁记忆犹新：“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毛泽东乐于向所有的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第一手知识。”“他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但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他的眼睛似乎半闭着，显得很安详，但他的思想却很敏捷。”

 

　　在毛泽东返回延安前，韩丁和格里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和毛泽东、周恩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韩丁认为，“毛当时邀请我们到那里去，是对美国人民友好和信任的表示”。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在重庆机场，他对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强调：对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再次提到他对在重庆的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

 

　　从延安到重庆的说客赫尔利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以协调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名义来华。11月初，执行史迪威路线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便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

 

　　11月7日，赫尔利携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飞往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正企图有所怀疑，但仍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晚，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达成了五项协议。

 

　　赫尔利在协定签字当天就飞回重庆，满以为他的调处不日即可大功告成。而这一协议，却遭到蒋介石等人的极力反对。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抵渝。重庆谈判期间，赫尔利于9月4日、12日、13日、21日等，数次同毛泽东会面。

 

　　与之前的国共谈判不同，由于毛泽东亲赴重庆，因而谈判在国共之间展开，没有赫尔利从中调停。进入9月，赫尔利作为驻华大使的任期即将结束。但在谈判的进程中，赫尔利仍然在努力发挥重要作用。

 

　　在实质性问题商谈阶段，国共之间边谈边打，除在“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两项总原则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了基本共识外，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9月16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份公报稿，作为备忘录，提交给赫尔利，希望表明中共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讨论具体问题的意图，以期打破僵局，推进谈判。

 

　　9月17日，赫尔利分别约见国共谈判代表，劝说双方达成协议。按照行程，赫尔利将于18日卸任回国。周恩来请他晚走几天，以期国共谈判取得成果。由于国共双方就军队改编问题一直未达成一致，赫尔利决定推迟回国行程，留在重庆继续调解国共关系。

 

　　谈判极为艰苦，一度陷入僵局。9月21日，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在事关和谈成败的责任等重大问题上毫不含糊，沉着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表示，中共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部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他还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此次会谈后，赫尔利认为，这次会谈总的成就是“保持了国共双方继续就战后和平时期的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而在这之前各方都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对谈判保持乐观的态度，是对自己履行调解国共关系使命的一个总结。

 

　　1945年9月23日，赫尔利回国述职，结束了一年零一个月的使华任务。

 

　　作者：王晓园 丁英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