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披露的珍贵档案

　　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聚歼西南之敌、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部署，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指挥下，正式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即以摧枯拉朽、风卷残叶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精心构建的“长江防线”，11月中旬先后解放了作为川东门户的秀山、酉阳、黔江地区，并迅速向国民党在大陆地区占领的最大工商城市——重庆挺进。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正式解放。

　　重庆的解放，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命令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失去了其苦心经营多年的在大陆地区的最后老巢，也标志着蒋介石“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阴谋的彻底破产。

　　重庆解放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纪念着这一重大事件。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史珍品档案里，有一份保存十分完好但印刷质量、用纸都相当粗劣的革命历史档案——《如何迎接解放》。该档案为油印件，用纸为质量很差的草纸，腊纸油印，字迹模糊。小32开，共5张10面。文件没有作者，也没有时间，但从内容分析，此档案文献应为在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川东特委所刊印，时间应在1949年7月川东地下党决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其内容全文如下：

　　如何迎接解放

　　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展开了解放西南、解放四川的革命战争了。我们朝夕渴望的日子马上就会到来，这时间的迅速，也许有点出乎意外吧。因为上级曾传达过，今年内四川不一定能解放。谁知有利于人民方面的条件竟如此急剧的增长。

　　这变化，使我们兴奋，但也会使有的同志慌乱起来。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在理论上一知半解，在工作上毫无成绩。现在赶快做吧，又不知从何做起；赶快学吧，要学的太多，不知怎样选择。即使平常在各方面能有计划的努力完成任务的朋友，此时也不知如何适当地来处理这新形势中的一切新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提供几点意见，作为这解放前夕的任务指示，希望同志们认真研讨，再根据自己的工作部门具体的布置。

　　（一）工作方面

　　1、迅速地正确地结束调查工作。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眼见重庆已临解放前夕，我们“供给材料”“配合接管”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迅速地告一段落，将所获得的材料整理好，以后交给负接管工作的同志作参考。但这里得注意两件事：迅速要不失去正确性，决不能马马虎虎、慌慌张张，交卷了事。其次，所谓结束，只是工作重心的转移，并非停止。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是继续的，随时都有更正和补充的必要。

　　2、如何安全渡过“青黄不接”的阶段。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估计反动政府的逃跑，也许比由广州到重庆还要快。如果真是那样，解放军尚未进城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阶段，我们如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如何维持社会秩序，便成为我们最大的任务了。

　　首先，我们应该让群众认清反动政府的真面目，不要对它存有天真的幻想，以为他们的敌人只是“地下分子”，对人民不会过分加害的，因而减低了防止破坏的警觉性。我们从反动派既有的事实上，从各方得来的情报中，可以肯定地说：反动派在逃跑之前，一定要大肆破坏的。他们会变像（相）的抢（如勒派大富捐款，强迫提出国行金银。在兰州撤退时，据说曾强提央行全部金银），秘密的偷（据说最近杨森在市民医院偷走了许多药品，作为他将来打游击的应用），对工厂的机器零件会炸毁，甚至放火烧民房（在贵阳就这样做过），冒充解放军去勒索、去接收，在防空洞里埋藏爆炸物等，都是在别的地方有过的事实。在重庆，以杨森的毒辣，特务分子地下化的布置，这是不可幸免的。如果我们的防止工作做得不好，会遭受更大更惨的破坏的。这点，我们要广泛地搜集情报，列举事实，让群众认识清楚。

　　其次，便是如何有组织地防止破坏。群众既然认识清楚了，防止破坏、反对破坏，在心里上便有了准备，然后就应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这种组织是从无形到有形，从小型到大型。在敌人反动军队没有全部撤退之前，这种组织是无形的、小型的。我们不要因为大局的好转欣喜若狂，因而忽略了这最后斗争的残酷性。比如在学校，最先可以不用什么名义，“以保护自身的安全”来号召三个五个，然后以室、以班、以级为单位的渐渐扩大，渐渐连结起来，由学生到教师，由秘密到争取合法，由一个学校到其他学校，由一个区域到别一个区域。根据客观情势的发展，随时应用新的组织形式。这里仅是原则的提及。护厂护校以及将来帮助接收，在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是有着很大的贡献的。重庆的工人基础薄弱，这责任就自然加到学生身上了，我们希望学生同志还要加倍的努力。当然，其他各方面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尤其应注意，如干统战工作的同志，就要及时发动上层，使不愿走也不能走的社会贤达出面，组织一个机构，来维持这间隙阶段的社会秩序。有了上下层的配合，也许遭受的破坏可能小一点。

　　最后，我们还得提醒一句，我们对这工作应该谨慎，但也要能放手。谨慎与放手是统一的。我们了解敌人的兽性，也要了解敌人的分化。同时由于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人民政府处理罪犯的宽宏大量，使得许多特务都向我们表示要“将功赎罪”了，其他原来远离我们的人，也在努力靠拢。总之，我们不要放过了任何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只要不违背革命的基本政策，不损害人民的利益。

　　（二）学习方面

　　这里所谈的只是指在解放前夕应该学些什么？至于如何学习的问题，请参看整风文献上的专门指示。

　　1、理论的学习。这里所指的理论，并非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那是我们经常的基础读物），而是此时此地的了解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与任务的文件，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我们应该将这些文件统一起来研究。因为这之中足以解答这个革命阶段的一切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彻底弄清楚，将来就经不起群众的考问，就不能掌握政策，因而影响党的威信，影响工作的进行。

　　2、政策的学习。除开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学习而外，还应努力研究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如像工商业政策、外交政策等（从《二中全会的决议》、任弼时的报告以及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中，都可以找到材料）。因为刚解放后，一般群众对我们的这些政策，可能有些不了解或了解不够。那个时候群众有了发言权，他们会追根究底，要求得到圆满地深刻地解释。我们是有着这种解释的责任的。我们要为人民忠心服务，对国家一切措施，当然首先要让人民了解、同意，然后他们才会拥护，才会参加。

　　3、技能的学习。我们的同志，过去对这个问题有些偏向的，认为只要懂得社会科学就行了。虽然老早就被纠正着，但对技术学习，仍旧不够热切。解放后，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只要“精通一门”，都是可贵的。当然，有些技能，并非短时期所能学得。但我们提醒同志及时努力，总会有相当进步的。例如苏联在这次建设当中，许多人认为能学会制造砖瓦，都是很光荣的工作，因为他们要把大战中被摧毁了的房屋重建起来。

　　（三）思想修养方面

　　这里要提到的仅是解放后可能有的现象，要不极早提及，恐怕到时有的同志会有意无意地犯上许多错误。

　　1、政治面目的公开问题。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也许不曾思考过；有的同志则相信解放后公开政治面目是当然的。因此，在这里有说明的必要，使同志们有一个统一的了解。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思想修养方面的，有不同的想法，对这问题也就有不同的态度。

　　解放后我们的政治面目应不应公开呢？要在什么情形下方能公开？不公开又是为了什么？我们认为，政治面目应否公开的问题，也是和人民利益、革命事业相结合的问题，不应分割起来处理。例如公开政治面目对人民和革命有利，当然公开，那一个党员政治面目的公开，对人民对革命有帮助，那一个党员就应该公开；如果有相反的结果，我们就得考虑，就得制止。因此，政治面目的公开与否，是有原则的，不是属于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任其自由发展的，是有纪律性的，是以人民利益、革命事业为前提的。它必须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公开：第一，有工作的必要，经党的决定者。这就是说在工作需要上，党可以指命同志的公开面目去进行工作。这在解放后接管时期会是很普遍的事实，他们是负有任务的。第二，在群众中有威望，经党的认可者。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公开政治面目，那就是某些同志在一般群众中素有威望，被群众所拥戴的。这种党员公开了政治面目，对革命事业和党的威信，都会有着帮助。除开上述两种情形外，我们认为政治面目的公开，便没有必要了。

　　那么，不公开又是为了什么？这当然不难了解。我们知道，解放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仅是人民争得了国家政权。如何使这个国家“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还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才是“万里长征中走完了第一步”。解放后的建设工作，有的地方会要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困难建设工作中，如果没有我们的党员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解释新的政策，在工作中起领头的作用，突破一切难关，使政府与人民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结合得很好的话，克服困难便是一句空话了。这些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党员，要是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面目，在群众觉悟不够的情况下，就会被另眼看待，就会认为是代表“官方”说话，因而可能不易得到群众真实的意见，使工作的推动难以得到实效。当然，这种情形是与群众的觉悟程度、社会的进步程度有关连（联）的。群众觉悟提高了，社会更形进步了，政治面目公开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清除与消灭埋藏着的敌人，这在刚解放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敌人埋伏在各种人群中，我们如果不深入到各色人群中调查，便会被暗箭射中的。因为群众的政治警惕性不够，辨别不清敌探的活动，甚至在最初的一个时间，一部分人也许对我们的了解不够，有意无意地会帮助隐藏敌探的。要使这些现象不至于发生，那我们一定要有大批的党员，做这些监视工作。难道这种工作是要以公开的政治面目去进行吗？有了上面两大原因，我们对每个同志提起注意，我们严禁未经组织许可便自行公开政治面目。这个戒条如果不早提出，有的同志可能犯错误的，他们有的贪图工作上一时的方便，有的是虚荣心表现，大有英雄姿态，招摇过市的。这是错误的思想，是我们不容许的现象。

　　2、大公无私。当刚解放后，许多旧的关系都会找上门来，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一切封建关系，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会向你讨好，向你表示进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不被蒙蔽，公正合理，没有个人恩怨。即使某人过去曾经损害过我个人的利益，也不能藉此报复的念头。要这样才能办好事情，才能提高自己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3、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不能空口说白话，一定要变成事实。有的朋友以为解放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绝不可能的。敌人残酷的破坏，人民财产被掠夺一空，不经过困苦的建设阶段，不在“节衣缩食”的物资生活忍耐下，要过富足的日子，那是妄想。特别是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一般人民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过着痛苦的生活，都以希望和新奇的眼光来看着我们。我们在解放以后，不能以一批新贵人的姿态出现，而应该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因此，只能与群众在工作上竞赛，不能在享受上去计较。一般地说，在物资生活上也许比我们目前还要苦。不过，那是有本质的不同，将来的苦是有希望的。个人的幸福和大众的享福，是结合在一起的。

　　时局在千变万化。这里提出的问题，当我们还没有十分准备好的时候，也许重庆就已解放了。好在我们所提的，即使解放后，也仍然有一部分可以作为学习的目标。当然以后学习的材料和环境，是更多更好了。同志们，努力吧！这也许是地下党的最后一次指示文件了，望我们大家珍重！

　　这份档案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文献的内容已如上述，我们在此不再重复。但通过此文献，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虽然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但当时地下党的生存条件是相当艰苦和困难的。这除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党员、革命志士的政治压迫与谋害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物质生存条件也是十分艰难。我们从这样一份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的用纸、刊印方式，即可得到充分的证明。

　　二、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条件虽然艰难，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是相当高的，工作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工作的方法是相当务实的，对广大党员的指示是朴实诚恳的。作为指导解放前夕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工作任务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文件没有一点命令、指示的口气，而是以谦虚、诚实，与广大党员磋商的态度行文，如文件之第一段的“我们在这里提供几点意见，作为这解放前夕的任务指示，希望同志们认真研讨，再根据自己的工作部门具体的布置”。是很能让广大党员、受文者接受的，也是能激发广大党员、受文者的革命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的。

　　三、文献不仅分析了重庆解放前夕的敌我形势和社会状况，预测了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事情，部署了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和革命力量的主要工作和任务，而且对地下党和革命力量在解放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工作，也有所涉及和交待。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笼罩、重庆解放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提出了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仅要注意理论上的学习、政治上的学习、技能上的学习，而且要注意自己的个人修养，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四、文献本身透露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细节和信息，如“因为上级曾传达过，今年内四川不一定能解放”“杨森在市民医院偷走了许多药品，作为他将来打游击的应用”“重庆的工人基础薄弱，这责任就自然加到学生身上了，我们希望学生同志还要加倍的努力”“干统战工作的同志，就要及时发动上层，使不愿走也不能走的社会贤达出面，组织一个机构，来维持这间隙阶段的社会秩序”。等等，都是我们先前在论及重庆解放时未曾听闻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1932年蒋介石入川，开始策定四川为中国对日抗战的根据地以后，重庆就成为国民党当局经营的一个重要城市：先是1935年底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成立了统筹川、康、滇、黔等西南四省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事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后是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依据其既定国策，将首都从南京一下子远迁至数千公里之外的重庆，使重庆成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统治中心与活动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的地位虽不能和战时相提并论，但它仍是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国民党当局先后在此设立了统筹西南各省事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重要机构。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国民党政府又再次迁都重庆，企图重温抗战时期迁都重庆、最后获取胜利的旧梦。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提出了“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基地，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以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的军事作战方针，做着自欺欺人的美梦；另一方面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又是草木皆兵，对重庆的革命组织和民主力量实行残酷的镇压。而对一般的市民百姓，国民党当局则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在思想上则大肆进行其反动宣传。什么“反共战争乃自由对奴役之战争”“反共战争乃民主对极权之战争”“反共战争乃平等对专制之战争”“反共战争乃仁爱对恐怖之战争”“反共战争乃道德对暴力之战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迷信文字游戏的程度，大肆宣传用叠纸剪出“朱毛二命亡”的文字游戏并要求作为小学的劳作课程。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已趋失败的定局，只能是其气数已尽，力不从心的垂死挣扎而已。

　　尽管解放前夜的重庆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但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重庆的民主革命力量仍以不可阻挡之势日趋发展壮大，并在1949年上半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四二一学生运动。在此次学生运动中，重庆的民主势力，以“啦啦词”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向统治当局发出了“正义与愤怒的吼声”。歌词写道：“三月里，桃花开，政府那有这么歪？学生要吃饭，他说不应该；老师罢了教，他说故意闹。同学们：这个政府要不要？”“坏政府，大混蛋，整得我们饿稀饭。大家努力搞，拼命也要干！”“要自由，要民主；锅头更要米来煮。”“要民主，要自由，只有大家来加油。”……其他的革命组织和力量，也用“莫流泪，莫伤心，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行重行行，天气阴沉沉，黑暗过去了，一定有光明！”“暴风雨，已来临，黑暗尽头是光明！”……来传递着革命即将胜利的消息，并互相鼓舞着革命的斗志、信心和决心。

　　与此同时，于1948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也在同年底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年初中共川东特委成立后，为发动、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先后在重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民主青年联合会”“民主青年协会”等7个党的外围组织，使重庆地区的民主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1949年4月21日，重庆爆发了大规模的四二一学生运动并取得胜利。四二一学生运动结束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也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重庆的实际情形，审时度势，及时地将先前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引导到迎接解放和保护城市的工作上。这就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出的《如何迎接解放》的通知。而从后来重庆地下党组织所进行的加强统战工作、策反以及护厂护校，保护重庆城市等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实际工作看，《如何迎接解放》应该是解放前夕指导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当前工作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有可能如文件本身所说：“这也许是地下党的最后一次指示文件了”。因此，这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在重庆的解放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唐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