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85年10月初，刚放完国庆假期上班后没几天，王明湘副馆长（时为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告诉我，邓颖超邓大姐已经到重庆了，隔两天就要到红岩来。我心里十分高兴，充满了期待。因为1978年8月，我和王馆长在北京先后采访过邓大姐两次，最后一次结束时，邓大姐拉着我和王馆长的手说：“重庆，我一定还会回去的。我还想回去再看看重庆，看看红岩！”

　　是啊，红岩、重庆，这个邓大姐和周总理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作与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个在邓大姐一生中留下许多艰难和美好记忆的地方，这个长眠着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地方，这个她当年曾经叱咤抗战政治舞台的地方，这个有着她许多战友和朋友的地方，这个她和周总理都十分喜欢的红岩水仙花的出产地……她怎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呢？

　　这一晃，7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和王馆长以及全体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邓大姐的到来。1985年10月，邓大姐终于兑现了她给我们的承诺。

1985年10月13日，邓颖超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大门口向群众挥手致意

　　重返周公馆，讲述当年故事

　　邓大姐是1985年10月10日到的重庆。11、12日两天，她在潘家坪宾馆听取了重庆市的有关工作汇报（此时邓大姐的身份是全国政协主席），还会见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在渝的部分老同志，与大家畅叙了阔别多年的革命友谊，回忆了许多当年的红岩往事。著名的“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的故事，就是这次邓大姐在和当年南方局招待所所长杨继干共同回忆抗战期间红岩艰苦生活时说出来的。

　　10月12日，我得到通知，13日上午到曾家岩参加邓大姐重返周公馆的接待工作。记得13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赶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我的具体任务是跟随邓大姐一行，负责记录邓大姐的讲话，因为按市里的规定，不准我们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大约9点50分，一辆考斯特面包车驶近周公馆门口停下，此时已81岁高龄的邓大姐在秘书赵炜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车来，随行的有原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重庆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和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的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莺、何冶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邓菱、王明湘等人上前迎接。抗战时期，张莺曾是孩子剧团成员，与邓大姐很熟悉。

　　我站在离邓大姐不远的周公馆大门边上，我眼中的邓大姐，依然和7年前那个夏天她在北京家中会见我和王馆长时一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邓大姐走到周公馆大门口停步站住，慢慢地环顾大门四周，然后说：“六零年那次我没到这里来。”

　　原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邓大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回重庆，其实他们不知道，1960年3月邓大姐曾经回过一次重庆，我们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有照片为证。当时因为工作和时间关系，邓大姐只去了红岩村，没有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所以邓大姐在大门口感慨地说了上面那句话。因此，这是自1946年中共代表团离渝赴宁，邓大姐随之离开重庆40年后，第一次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层楼依旧，井院未变，触景生情，但却一切皆物是景非。睹物思昔，往事如潮水般涌上邓大姐的心头。

　　邓大姐边说边往里走，不时停下来指着墙上的照片和里面大小天井的房间和墙壁，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她特别讲到了防空洞、餐厅、会客室和会议室等房间的情况。站在后院大天井的中央，邓大姐指着东面的高墙，幽默地说：“墙那边是国民党住的，皖南事变时那边天天有人骂，我们不怕。他们骂得很厉害，想把我们骂走，我们偏不走，赖着！”“赖着”两个字，邓大姐是用重庆话说的。我们不禁都被邓大姐的幽默逗笑了。

　　周公馆底楼的房间邓大姐都看完了。到这里来，她是重返故里，旧地重游，根本用不着陪同人员的解说，反倒是不停地给我们讲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补充着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关于周公馆的历史知识。我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了她讲的精彩片段。

　　邓大姐回周公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来到底楼原工作人员的大办公室里，邓菱同志怕年事已高的邓大姐累了，特意拿来藤椅让她靠墙坐下休息，我们则围站在邓大姐周围。

　　邓大姐的思绪似乎被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到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都以为她就是坐着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看看。可是，刚坐下的邓大姐却兴致盎然地对大家说：“我现在给你们讲几个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有趣故事。”

　　一听邓大姐说要讲周公馆的故事，大家都十分高兴，急忙围站在邓大姐身旁。为了听得更清楚，我急忙上前一步，靠近邓大姐，把衣袖高高地挽起，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拿着圆珠笔，作好速记的准备。邓大姐思维清晰，语言幽默，谈兴甚浓，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半个小时。

1985年10月13日，邓颖超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时给大家讲故事

　　下面就是经我记录整理出来的几个精彩故事。

　　周公馆门前的弃婴。有一天早晨，我们开门的时候，在门口发现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襁褓中的婴儿嗷嗷待哺，哭声凄厉，可怜的小嘴不停地翕合蠕动，焦急地寻找着妈妈的乳头。这个极度虚弱瘦小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到底是留还是不留？怎么办呢？同志们争论得很厉害，有的说留，有的说不留。最后，赞成留下的还是多数，张颖（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秘书）等几个年轻女同志都主张将这个孩子留下。当时张颖就在这里，她知道这件事。人家把孩子放在共产党门前，就是相信你会收留。如果我们不留，别处也不好收留。但是，曾家岩的女同志都没有结婚，还很年轻，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颖她们把孩子留下来以后，年轻女同志们都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替孩子买布料、买食品。这个做衣服，那个做裤子，喂这喂那，大家轮流照看，尽了很大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个婴儿太小太弱，当时不如现在，又没有牛奶，尽管大家细心呵护，大约两三个礼拜后，这个不幸的婴儿还是夭折了。周公馆的年轻人请附近的罗木匠做了一副小棺材，将婴儿葬在了嘉陵江边的山坡上。

　　周恩来拒吃狗肉。当年，我们在这里还喂过一只小狗，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贝当”，就是当时法国卖国政府的头子（的名字），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汪精卫。这只小狗长得很可爱，我们在院子里各个房间出来进去，它都跟着我们。

　　不知道哪一天，小狗的一条腿断了，治不好了。大家不知如何处理，怎么办呢？有的同志主张杀，恩来不同意，坚决反对。他说：“贝当”给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你们既然喜欢它，为什么不把它的腿治好？还要杀它，吃它！

　　大家分成了两派，恩来是少数派，主张吃狗肉的是多数派。那条小狗的腿确实断了，治不好了，后来还是被杀了。那天吃晚饭，狗肉弄好了放在桌上。恩来问是什么？听说是狗肉，他就发脾气，放下筷子不吃了。因为他闻到狗肉味就要恶心、想吐。

　　在这个问题上，恩来落后我10年，我在江西苏区时，就学会了吃狗肉。吃惯了很香，香得很咧！（最后几句，邓大姐又是用重庆话说的，而且说得非常地道，陪同参观的人们都笑了。）

　　恩来“出丑”。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恩来“出丑”的事儿。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有一次他去参加好像是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过了晚上12点都还没有回来，而且也没有电话。当时我们是有规定的，无论在外面有什么活动，12点以前必须回来，没回来就有可能是出事了。同志们都很担心，派人在大门口等着。

　　后来看见他坐的车回来了，司机说他在车上睡着了，下不了车。原来是喝醉了。那天晚上，我可是发了脾气，既然叫不下来，我就让他在车上睡了一晚。他犯纪律了！我们当时有规定，就是酒不能喝多了，他喝多了，醉倒了！（众笑）

　　李少石事件真相。大家都知道龙飞虎（曾任南方局保卫科长）写了一本《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里面有些事不是那么回事儿，出版之前，也没有给我们看，就出版了。

　　书上说李少石的死，是国民党暗害的。事实上是这样的：李少石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后返回市区，有一批国民党士兵正在路边休息。我们的车子急于回城，跑得快，压伤了一个士兵。士兵叫停车，我们的司机没有停，反而跑得更快，士兵排长就开了枪。李少石正好坐在中间，子弹穿过车厢，恰巧打中他的要害，他要是坐偏一点，子弹就不会打在致命的地方了。

　　当时马上送到了市民医院，这时毛主席还在重庆。一听李少石遇难，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这件事不得不马上告诉恩来呀，恩来找到宪兵司令张镇。这时主席还在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恩来没有报告主席，怕惊动他。恩来先去看了少石，又限张镇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破案。张镇十分卖力，果然第二天天亮之前就破了案。是国民党士兵干的，事属偶然。

　　恩来要龙飞虎修改书中的内容，龙没有改。恩来逝世后，这本书又再版了，仍然没有改。我为这件事专门给他去过信，我见他一次就要批评一次。

　　林彪卖奖章。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件事：1942年，毛泽东派林彪代表他来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林彪在这个楼上住了很长时间，1943年，他和我们一道回的延安。当时林彪在这里就不守纪律。我们当时有个纪律，就是出门要给值班的人讲，下午5点钟以前必须回来。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点钟过了好久才回来。我问他做什么去了？他说他上街去了。后来才知道，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苏区时得的一枚纯金的奖章拿去卖了，换钱花。那时林彪就不守纪律，没事时还经常上街去看小人书。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觉间邓大姐就讲了近半个小时。我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心里盼望邓大姐再多讲几个故事。这时，邓大姐的秘书赵炜提醒她时间到了。于是，邓大姐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刚才给你们讲的，都是你们以往不可能知道的，是档案里没有的故事，你们记下来把它补上。”

　　在大家的簇拥下，邓大姐步出曾家岩50号周公馆大门。她兴致勃勃地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此时此刻，听说邓大姐到了周公馆，早已等候在大门外的数百名群众自发地向邓大姐热烈鼓掌。邓大姐亦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最后，她再次深情地望了周公馆一眼，才依依不舍地登车离开了曾家岩。

　　再登红岩村，首提“红岩精神”

　　1985年10月13日当天，我们就得知第二天邓大姐要到红岩村去，并且还是同样的规定：不能带录音机和照相机。鉴于头天记录的辛苦和速记的不完整、不准确，14日一大早，我就到了红岩村办公室，借出了当时我们馆里唯一的一台“砖头”卡式录音机，并说服了领导，悄悄带上录音机，“混迹”于馆里的接待人员之中。

　　14日上午，山城重庆的天气十分晴朗，正可谓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邓大姐在距1960年25年之后，又踏上了红岩村她熟悉的石板小道。下车后，已经有不少群众自发地在停车场伫候欢迎。我们簇拥着邓大姐慢慢地沿着红岩村的石板小道，往当年南方局和办事处大楼走去。我尽量靠近邓大姐，当她说话时，我就把录音机拿出来，尽可能地把邓大姐的声音录进去。这时，邓菱馆长才告诉我，负责接待的市委副秘书长徐雄传达了邓大姐的意思，允许纪念馆的同志录音和拍照。

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与红岩革命纪念馆职工在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楼旧址前留影

　　走过“大有农场”牌坊，过了黄葛树，邓大姐指着小路两边说：“这里原来都是栀子花，开花的时候，非常的香。”来到原红岩房东饶国模的旧居前，邓大姐指着门前空坝：“这里原来有一棵很大的玉兰树咧。”

　　她停住脚步，仔细端详着这栋二层小楼墙上有关介绍饶国模的说明文字，因有些字看不清楚，邓大姐要王明湘馆长把说明牌上的文字念给她听。听完后，邓大姐不无感慨地说：“介绍饶国模，不能就这样轻飘飘地说几句哟！你们这个说明太简单了，你们没有说明当时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人家（指饶国模）是在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给我们帮助的。”

　　接着，邓大姐讲述了当年我党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迁往红岩的情况：“那是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时候……在此期间，刘太太（指饶国模）对南方局和办事处人员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关于红岩的房租，邓大姐说：“当时我们同饶国模签了一个租约，三年以内不收房租，三年以后每年收多少多少，但实际上三年以后饶国模也没有收我们的房租，不仅没收，反而还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饶国模的这栋小楼，对于邓大姐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那就是她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都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短期住过，并曾得到过饶国模的关心和照顾。对饶国模这样一位在我们党困难时期曾经给过巨大帮助的人士，邓大姐是难以忘怀的。

　　后来，邓大姐还专门到红岩山谷深处的饶国模墓前，向饶国模默哀致意并献上了一束鲜花，以表达她对这位昔日朋友的缅怀之情。

　　来到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楼前，邓大姐站在石阶上，望着这座当年她和周恩来进出过无数次的楼房，看着这个他和周恩来曾经战斗和栖息过的地方，往事如潮水般地涌现在她的脑海里。

　　邓大姐站在办事处的传达室门前，对陪同她参观的人们说道 ：“你们还记得我和恩来在这里照的一张相吗？”接着，邓大姐讲道：“有一次日机轰炸，我们都躲在防空洞里。这次日机轰炸得十分厉害，连防空洞口也落了炸弹。从防空洞出来后，见办事处大楼也给震垮了一部分，我和恩来就在这被震垮的楼前照了一张相。我们照这张相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我们不怕轰炸，表示我们无所畏惧。不然，我俩干嘛要在这里照张相呢？”

　　说到这里，邓大姐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十分地道的重庆话补充道：“不然没得意义，照它做啥子哟！”

　　邓大姐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邓大姐自己也开心地笑了。从邓大姐欢乐的笑声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南方局和办事处同志们在红岩山谷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风貌。

　　邓大姐十分注重红岩革命纪念馆复原陈列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强调在陈列中“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她老人家1978年在北京接见我们时就反复叮嘱的。这次重返红岩，邓大姐又十分自然地问起了她和恩来在红岩房间里的布置情况。

　　由于一路上山，邓大姐有些累了，所以同13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一样，邓大姐都没有上楼，她就站在楼前的空坝上问王明湘馆长。王馆长告诉她：“现在床上的被子是按照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复制的，被面是布的。”邓大姐对这种布置表示满意。但邓大姐又说：“其实不要被子也可以，就是一个床有什么不可以呢？纪念馆的陈列就应该再现当年斗争的艰苦性，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邓大姐虽然没有完全反对在陈列中用复制品去代替历史原物，但是，她的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尽量忠于历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纪念馆旧址的复原陈列工作，要尽量反映出当年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只有这样，纪念馆才能真正起到启发和教育参观者的作用。1978年在北京会见我和王馆长，以及前一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时候，邓大姐都曾多次纠正我们，以前说曾家岩50号的一个住户刘瑶章是国民党特务的说法是错误的。并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做党史工作的，一定要实事求是，任何事情不要搞推论。”

　　来到当年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礼堂，这里已被作为纪念馆的一个大的活动室和会议室，邓菱馆长请邓大姐一行到礼堂里面稍事休息。经过一路的故地重游和向随行的同志们讲述往事，邓大姐有些累了。她也就在邓馆长的安排下坐在藤椅上休息，陪同和随行的谭启龙、于汉卿等同志都自己找凳子坐下休息。

　　这时，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对邓馆长说：“你们纪念馆不是想让邓大姐给你们题字吗？现在正好利用这个休息时间请邓大姐写吧。”此前的接待工作安排中，好像并没有题字这个项目。匆忙之间，已来不及拿毛笔、墨汁等文房四宝了，好在邓大姐说她也不用毛笔。

　　于是，邓馆长急忙吩咐工作人员拿来宣纸和泡沫签字笔，铺在桌上请邓大姐题词。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俯下身子，轻声建议着要邓大姐写什么，但邓大姐只是听着没有动笔，她自己在思考着、斟酌着，坐在一旁的邓馆长也给邓大姐递上了一个小字条供她参考。

　　邓大姐以前从来没有给红岩写过字，她在考虑着该写什么。不一会，邓大姐落笔了。只见她从上到下，依次写下了“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八个大字。旁边的赵炜不停地提醒她“字写大点，字写大点”。“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写完后，邓大姐提行落款：“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刚写完最后一个“日”字，赵炜又提醒说：“于红岩。”邓大姐在此时又稍作停留，最后写下了“重返红岩”四个字。这时，站在一旁观看的同志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邓颖超题词

　　这是第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红岩精神”这个命题和概念。后来，江泽民同志又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并提，归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胡锦涛同志也一脉相承，提出学习、宣传和发扬“红岩精神”。邓大姐“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的题字，为我们党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是后来重庆市委提出“弘扬红岩精神，塑造新一代重庆人”口号的肇始和发端。

　　从礼堂出来后，邓大姐一行就去了饶国模墓和红岩公墓。由于路不好走，四个强壮的小伙子抬着邓大姐坐的轮椅，先到了饶国模墓前。邓大姐走上墓台，向这位昔日的房东、红岩的主人和我们党的挚友、并最终成为同志的饶国模献上了一束鲜花。

　　来到红岩公墓，这里安葬着邓大姐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以及抗战期间在红岩病逝的一共13 位大人和小孩，里面既有亲人，也有她熟悉的战友和同事黄文杰、李少石等。墓前，邓大姐默哀良久。邓大姐知道，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来看望她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了。我们心里也明白，邓大姐是来向自己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以及当年的战友和同事们作最后的告别，这也是她这次红岩之行的目的之一。邓大姐默默地献上鲜花，我们跟着她向红岩公墓三鞠躬，然后跟着邓大姐绕公墓一周。一路上，邓大姐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邓大姐就要离开红岩了。此时，邓菱馆长早让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原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前的台阶上站好了队，等着邓大姐来与大家合影。邓大姐见到红岩的年轻人，心里十分高兴，她不停地向大家挥着手，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是被安排随行邓大姐作记录的，来到办事处旧址时，大家都已经站好了队，于是我就站在前面几排的凳子上。照完相，邓菱馆长和王明湘馆长就近拉着纪念馆打字员李建华的手，向邓大姐介绍：“这位是我馆的打字员李建华，为打《南方局大事记》，手上都打起了茧疤。”邓大姐拉着李建华的手，心疼地抚摸着。然后，她转身向着纪念馆的同志们大声说道：“谢谢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这个馆就交给你们了，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希望你们把红岩的工作做得更好！”看着红岩的年轻人，邓大姐似乎看到了她所题写的“红岩精神”在发扬光大，并且“永放光芒”，代代相传。

　　邓大姐就要离开红岩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说7年前我和王明湘馆长在北京采访过她的事。走到黄葛树时，我靠近邓大姐和赵炜，说起了这件事。邓大姐和赵炜都清楚地记起了7年前的我。“哦！你就是7年前在北京采访的小刘。”邓大姐拉着我的手。赵炜还嘱咐我把那次采访的记录稿子寄给她呢！

 

　　邓大姐回红岩的消息不胫而走，不论是红岩村附近的居民还是远道而来的观众，都想一睹邓大姐的面容。大家自发并井然有序地站在小路旁，对邓大姐报以热烈的掌声。邓大姐面带微笑，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几位抱着孩子的母亲，都争着让自己的小孩叫“邓奶奶好！邓婆婆好！”邓大姐亲切地抚摸着这些小孩稚嫩的面颊。人群中有十几位从成都来红岩参观的女公安战士，当她们看见了邓大姐后，竟激动得抱成了一团。在大家“邓大姐好”的欢呼声和招手致意中，邓大姐登车离开了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