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梁隆泰、赖贤的第三个儿子。

　　父亲梁隆泰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抗日救亡工作。曾任广东梅县松口区区委书记，1940年奉调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他先后干过门卫收发、周恩来公馆馆长、八路军办事处经济组会计科科长等工作。

　　母亲赖贤于1939年在广东梅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1941年，组织派人从老家把母亲和我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她从事托儿所保育员工作，辛勤抚育革命后代。

　　我的童年是在八路军办事处托儿所度过的。在托儿所中，我年纪算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大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事多少有些记忆。

　　童年乐园

　　我们的托儿所很小，坐落在一个高处的平台上，院子里仿佛有个滑梯、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重庆的冬天阴冷，我还曾看到下雪。我们借住的地方是刘老太（即饶国模）的花园，她是个好人，愿意帮助我们。

　　红岩村地势高低不平，有办公用的三层楼，还有我们住的一座小楼。我们家住一层，董必武一家住二层。我们两家都很熟悉。后来去了北京，妈妈还带我去中南海乙区看望他们。红岩村里有杂草丛生的山冈，有经开垦的菜园子，在较低处种有牛皮菜、空心菜，在高处种有西红柿、洋白菜。在初夏阳光充足的日子，白蝴蝶满天飞舞，非常好看。但是洋白菜可遭殃了，叶子上长满了虫。那时没有农药可用，只有人去捉虫。再往低处走，有潺潺流水的小溪。溪边有长满青苔的石板或杂草，水中有漫游的小鱼，岸边水草中有小虾。

　　大人办公的地方是那三层楼房。爸爸工作的会计科在一层，天天人来人往。二层、三层小孩不能去，比较神秘。主楼前方四五百米外，有条公路通往郊区。那时公路上看不到什么汽车，远远看去只有黄包车和抬滑竿的人在移动，就像些小蚂蚁。

　　红岩村是个安全、美丽的地方，但外面的世界很可怕。从大门看出去，较远处有时能看到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兵走动，我们叫他们“黄狗子”。也有穿黑制服的警察，我们叫他们“黑狗子”。我们还听说外面有拍花子的，坏人用手拍你一巴掌，你就会自动跟随他走。小孩都不敢随便出去。我在重庆五年多，只去过市区一次，那是到医院做胸部透视，检查出我胸部有些结核菌钙化点。

　　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有防空洞，是为了防日本飞机轰炸挖的。

　　1943年3月，我家添了一个妹妹梁华容。她是家中头一个女孩，大家都很喜欢她。重庆夏天很闷热，晚上下班后，爸爸有时把她带到办公室吹吹电风扇。她很乖，很少哭，长得也很健壮。1944年7月，我家又多了一个妹妹梁华云。她出生时才两斤多，身体很弱，两岁多才会走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欢天喜地。我们到新华日报社驻地，参加两处人员的联欢会，大家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还扭秧歌。

　　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大家真为他的安全担忧，最后他胜利返回，我们非常高兴。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人乘美国军用飞机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我们都非常悲痛，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啊！

　　同年春天，我已经6岁多了。我离开了托儿所，穿着新衣服去上小学。听父亲说是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叫育才学校。学校离办事处不远，校园挺大，教室整洁。不久，父亲去南京工作，我因为没人接送，就退学了。

　　江上遇险

　　1946年初夏，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调遣部队包围解放区，内战即将爆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已在疏散。一天早晨，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随大人为回延安的汽车队送行。

　　7月，南京中共代表团先遣组安排好住所后，我们随代表团去南京。这批人由电台台长带队，乘船沿长江水路去南京。我们乘坐的是一条木船，不太大，并列挂靠在一艘小汽筏子旁边。这样，小汽筏子在江中顺水行驶时可以控制方向，在逆水行驶时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动力。由于从重庆到南京人太多，船不够用，我们这两艘船又被迫用绳索拉上两艘更大的木船，构成了一个笨重的组合船队。

　　船沿江而下，我们的队长很担心，船上人员复杂，尤其后面两条船上多是国民党人员。队长要求我们不要与他人交谈，尤其别让小孩子不小心唱出革命歌曲来。这支船队慢腾腾地往下行驶，如果这时有大型客轮从我们船边驶过，它在江中激起的波浪将使我们的船摇摆不停。我们非常害怕这些大型客轮的到来。

　　船行第三天，进入长江三峡。这时正是雨季，江水湍急，这个笨重的船队更难控制。突然，我们后面牵引的一条大木船触礁了。船底撞破，江水流入船舱，船上喊声连天，乱成一团。船体开始倾斜，四条船分离开了，自顾不暇。大木船触礁时撞坏了我们船的尾部，有位女同志（队长妻子）不幸落江，一下子被江水吞没。据说她会游泳，但始终没有出现她的身影。

　　我们的船因为有损伤，不能在江面上过久停留，只能选派水性好的人游到岸边施救。他们戴着救生圈，背着缆绳，历经风浪游到岸边，聚集在岸边的群众协力相助，将船拖到了岸边。队长组织群众帮助我们到达汉口，住进旅馆。接着，队长用几天时间沿岸寻找落江的妻子，但没能找到，大家都很难过。在汉口为买船票等了几天，这次我们坐的是比较大的汽筏子，安全到达南京。

　　南京的工作人员比重庆少了很多，没有几个孩子。在南京，我们住在一座楼里，楼前是一条马路，路边经常停放着两辆国民党的吉普车，当我们的同志乘车外出时，他们就开车跟踪盯梢。离我们不远有梅园新村，是周恩来和董必武的住处和工作地点。

　　美国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蒋介石搞谈判是假，消灭共产党是真。最后，蒋介石破坏国共谈判，发动了内战。

　　1946年12月，我们乘坐马歇尔的专机飞回延安。

　　革命人生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中共代表团先遣组到南京筹办代表团的办公住处，并参加管理工作。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父亲随代表团最后撤回延安，进入党校三部待命。不久，经任弼时谈话，受董必武指派，父亲经北京、上海到香港中共华南分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米店老板，实际任务是为东江游击队筹备资金、药品，联络国内支持革命的民主人士，并培养一批财务人员。

　　1949年5月，父亲接到董必武指示，尽快了结香港的工作回北京。他们乘海轮，途经上海、天津，历经艰险回到北京，进驻中南海。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国务院工作，曾任预算室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1958年，他调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九大后，被分配到北京医疗器械总厂任党委书记。他始终坚持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1976年，他回到全国政协机关秘书处任主任，做统战工作，直到离休。

　　父亲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受到党的教育和周恩来的培养。每年春节期间，在全家团聚的日子里，他都会向孩子们讲解国内外形势，讲革命史，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鼓励大家节后回各自岗位后努力工作。1988年12月，父亲因病逝世，享年74岁。党组织对他的评价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母亲1949年到了北京，她参加了文化补习班，在一些机关科室从事行政工作。1958年国家精简机构，母亲因为身体多病，病退在家。但是她没有闲着，一直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从事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担任了20多年的居委会主任及治保委员的工作。1982年，母亲病逝。

　　作者 梁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