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我们党的领导人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重温他们的言行，回忆那些感人事迹，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的自我修养

　　1941年6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重庆身居虎穴，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临危不惧，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时，荣高棠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住在红岩村机关二楼，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房间是斜对门。邓颖超十分喜爱孩子，有空就过来逗孩子玩。小家伙也挺乖，一点也不认生，不哭也不闹，一逗就咧着小嘴笑。孩子一乐，大人也跟着乐。当邓颖超知道孩子还没有起名时，就高兴地说：“叫‘小乐天’吧！”邓颖超又自称“大乐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样，在困难中都称得上是“乐天派”。那时候，日机时常轰炸重庆，邓颖超在防空洞内常和小乐天玩。一天，邓颖超抱着小乐天从防空洞出来，童小鹏看到后抓拍了一个镜头。这张照片被刊登在机关墙报上，旁边还附了一首周恩来亲笔写的《题双乐天图》打油诗。诗曰：“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有趣的是，周恩来署名“赛乐天书”。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红岩整风学习时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全文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董必武为六角钱作检讨

　　1941年，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重庆红岩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的重担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红岩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为了改善红岩的生活状况，董必武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58年11月，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当年南方局设在重庆城区的办公地点）时，曾幽默地作了一首打油诗以忆往事。诗曰：“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尽管周公馆的内外环境如此复杂险恶，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邓小平的“约法三章”

　　1949年12月8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和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机关进驻重庆。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2月4日，贺龙到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与刘伯承、贺龙一起，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改变了西南地区混乱的社会面貌。

　　进城后不久，为防止干部在胜利面前滋生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和追求名利等错误思想，邓小平就“约法三章”：不设私人公馆，集体办伙食，严禁铺张浪费。为了作出表率，刘邓贺三家人打算合住在一栋楼房里。此楼是抗战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共十几间房，其中底楼最宽，三楼最窄。刘邓贺都争着把宽敞的楼层让给别人住，自己住最小的。刘伯承认为：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十分繁忙，家中人口又多，应住宽一些的楼房。而邓小平和贺龙却坚持让刘伯承住一楼。邓小平说：“伯承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住底楼方便些，省得爬楼梯累。贺老总也是，只有我年纪最轻，不怕上楼下楼。”一番谦让后，最终按年龄安排：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三楼。

　　重庆刚解放，邓小平的弟妹们就来到重庆，满怀希望地请大哥帮忙介绍工作。热情接待之后，邓小平就严肃地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工作从来不白给，组织上首先要进行政历审查，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工作，你们应该去考干部学校，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没考上就自谋出路吧。”当时西南百废待兴，教育、行政、经济等许多部门都急需人才，所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和西南军政大学，培养地方急需的干部。邓小平的弟妹们分别考上了“革大”和“军大”，学习结业后，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1950年初春的一天，邓小平在西南局小礼堂召开的西南局和重庆市机关县团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干部队伍中的“五里腿”现象。他说：“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争房子，要车子。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腿就痛了，进了重庆腿也变得娇贵，变成‘五里腿’了。进城才几天，变得这么快！过去在山沟里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了城腿就痛了，非坐车不行。我看这是享乐腐化思想在作怪。‘五里腿’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对各种不良倾向，必须作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性。”接着邓小平宣布，西南局成立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他来担任主任，统一负责此项工作。对多占房屋和汽车，限期不退的要进行党纪政纪处理。由于此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这股歪风很快就被刹住了。

　　贺龙惩处住“洋楼”的老部下

　　1952 年秋的一天，贺龙看到一份部队同志的反映材料：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了美国的“华尔街”了，严重脱离了群众。贺龙放下材料，就带着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到北碚了解情况，事先也没有通知。贺龙一行来到北碚的一座山丘上，远远就望见了几座新盖的“小洋楼”。他们来到楼前，看两名房主人不在家，就径直走到屋里“参观”：这里电灯、电话、地毯、沙发、浴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贺龙从“小洋楼”出来后，抬头看到了附近山岗上有几个帐篷，便对闻讯刚刚赶来的该部负责人说：“怎么，‘华尔街’，还有住帐篷的？”那名负责人回答：“报告贺司令员，那是高炮连的驻地。”贺龙在帐篷里发现既没有电灯又没有自来水管后，走到外面，向围在帐篷外的战士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诚恳地说：“我贺龙对不住大家了。我有官僚主义，到现在还让你们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我向你们道歉了！”然后，他指着对面

　　的“洋楼”，愤愤地说：“现在经费这么紧张，我们的高级干部，不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给自己盖‘小洋楼’，却让保卫他们的高炮连住帐篷，太不像话了！”他又对随行的几名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

　　住在“洋楼”的两名干部，是贺龙的老部下，听到贺龙批评后，说：“咱们先给贺总写个检讨，房子暂时不搬，过几天看看再说。”贺龙知道他们态度后，更加生气。他说：“盖好房子，写个检讨就完了，还住在里边，以后谁都会这么干。有错不改，谁也不行！知错必改才是好同志、好党员。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

　　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贺龙的严厉批评，使那两名干部终于认识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后来改正了错误。

　　刘少奇指示救渔民

　　1960年4月，刘少奇南下视察。一天，从重庆坐江轮到汉口，船到三峡时，风暴骤起，大雨倾盆，江轮在波峰浪谷中剧烈颠簸，情况十分危急。警卫人员连连向北京发出遇险报告，全船人都在为刘少奇的安全担心。

　　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条渔船在风雨中漂荡。“情况危险，怎么办？” “我们的船也很危险，怎么救？”“我们的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偏离航道，会出事的，万万使不得！”风浪声和工作人员的呼喊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刘少奇。当刘少奇得知有渔船遇险后，毫不迟疑地说道：“马上靠过去抢救！”警卫人员为了他的安全，都说：“这种时候停船，我们的船就更危险，还是刘主席的安全重要。”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安全就不救群众。我是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是国家主席，才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群众！马上让船靠过去！”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一场抢救落水群众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一番艰难的救险，那条渔船终于脱险了。当被救的渔民知道他们乘坐的船是国家主席的座船时，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作者 王树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