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在美国中部城市丹佛访学研究。7月，我的博士生导师周勇教授到访美国，我有幸全程陪同。行程中的重要一站就是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这个闻名遐迩的学术胜地，拥有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等高等学府。周老师此行来波士顿，是为了探访他阔别六年的老朋友--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傅高义先生。

　　作为学者的责任

　　还未系统学习历史前，我就久闻傅高义教授的大名，知道他的《邓小平时代》被人广为称颂，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学习历史后，我开始拜读傅高义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听说了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他被誉为美国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中国通”，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广交朋友，足迹遍布世界。他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社会工作者及学术团体等都有着密切交往。他曾参加在华举办的诸多学术活动与媒体采访，发表了许多长篇评论和报告，并常年致力于推动中美、中日间的交流合作。得知能与这样一位成果斐然的学术泰斗见面，我兴奋不已，视为人生一大幸事。

　　2019年7月29日，周老师带领我们一行如约来到位于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家。这是一栋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小洋楼。按下门铃不久，一位慈眉善目、笑容满面的老人打开房门。他用中文问候“你们好”，我们顿时倍感亲切。一进屋，便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中国气息。会客厅简洁古朴，又不失温馨。一袭红色的布艺沙发面对壁炉，壁炉上规整地摆放着多张傅高义教授和家人的合照，窗边则是些颇有趣味的小盆栽和摆件。

　　周老师向傅高义教授一一介绍了来访人员后，便与他闲聊叙旧。傅高义教授的语气缓慢柔和，虽已89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和表达都非常清晰。傅高义教授为人谦逊，即便对我这般青葱学生，也同样笑容可掬，客气关怀。招呼我们就坐后，他拿出一盒中国茶。我们就这样伴着茶香，开始畅聊。

　　交谈中，傅高义教授不止一次提到“作为学者的责任”。学术资政便是其一。来访前，我们已读过傅高义教授联合另外四位学者写给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傅高义教授说他正策划联合百位美国学者撰写另一份报告，并计划来年11月出版。他希望通过这份报告，向下一任总统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应怎样处理好中美关系。他坦诚地说：“总统听不听我不知道，但至少应该向下一任总统给出好的建议，让他可以参考。”

　　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和担当，是傅高义教授谈及的另一项“学者的责任”。2019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他表示，美国学者应该担当起研究这些课题的责任。他对当时的中美关系表达了担忧，但也坚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迟早会回归正常”。

　　实事求是向前看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近年来面临的挑战，傅高义教授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他为中国取得的成就高兴，也时常向中国朋友了解中国近况。对于中国接下来的发展，傅高义教授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曾数次饱含深情地说：“我希望中国能成功。”

　　“实事求是”是傅高义教授经常提到的词。他是研究邓小平的专家，写作《邓小平时代》让他深刻了解了那一时期的中国，也让他对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愈发钦佩。“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解决中国以及中西方一系列复杂问题时的核心智慧，也成为傅高义教授做学问、搞研究时所奉行的标准。他认为，美国的学者有责任尽可能了解实际情况，做实事求是的学问。一定要以学者的视角向华盛顿提出建议，希望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能遵循“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原则，同中国继续合作交流。

　　谈到年龄，傅高义教授笑眯眯地说：“我今年89岁，现在身体没什么问题。还有几件事情想做，一个是写一本自传，从我在俄亥俄州的青少年成长与学习写起；另一个是写《胡耀邦传》，希望三年内完成。另外，我还想做一个年轻学者计划，让年轻一代更加了解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况。”他对“学者责任”的秉持，对培养年轻学者的重视，可见一斑。

　　对于这个已将工作满满安排到90岁后的学术泰斗而言，能花两个小时与我们年轻后辈交流，并给予帮助和指导，实属不易。傅高义教授的乐观健谈、诚挚敏锐和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感，都刻在大家的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

　　慷慨引荐提携后学

　　当周老师向傅高义教授介绍我正在“攻关”博士论文时，他关切地问起我的研究方向和在美访学的情况，我诚惶诚恐地简单作答。他洞察到我的局促，缓缓地说起他2月才从丹佛开会归来，并对我访学所在的国关学院非常熟悉。他十分关心我在丹佛能否找到足够的研究资料，并主动提出在我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帮助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在拜会傅高义教授之前，我已多次听闻他乐于提携后学的美誉。此次我们与傅高义教授的交谈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直至放眼未来。但自始至终，他都记得帮助我在哈佛查阅资料这件“要紧事”。次日，他请我们共进午餐后，特意带领我们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并向我们介绍了已在图书馆工作近40年的南希馆长。傅高义教授叮嘱我将资料需求直接告知南希，请她帮我查阅馆藏的相关资料。

　　南希与傅高义教授一样谦和真诚。她说在不了解更多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大海捞针地定位我所需要的资料。但我若通过电子邮件提出详细清单，她可以协助我远程了解所需档案资料的馆藏及借阅情况。

　　我和南希交流的全程，傅高义教授都站立一旁安静聆听。正是得益于他的慷慨引见，随后我们能一览哈佛有关中国研究的丰富馆藏，对如何利用哈佛大学图书馆也有了从无到有的认识。这个过程如同开启了一扇宝库之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傅高义教授的夫人当时还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不得不与我们告别。临走前，傅高义教授把他刚在美国出版的新书《中国和日本：面向历史》赠送给周老师。他说，来年若中文版能顺利出版，他将再来重庆看看。

　　如今傅高义教授已驾鹤西去，但他言传身教的“学者的责任”，遵循的“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原则，必将影响我未来的思想与行动，伴随我走更远的路，让这份“责任”有更长久的传承。

　　作者：刘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