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綦江籍烈士王奇岳，1928年秋化名叶玉文赴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1929年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其时，彭真化名傅茂公，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五六月间，王奇岳、彭真因叛徒出卖，先后被捕关入天津监狱。他们在狱中经受住残酷考验，组织领导被关押的同志和狱友，与监狱当局展开斗争，并取得一次次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无畏、英勇不屈的崇高品质。

　　斗智斗勇 保护组织

　　王奇岳经历丰富，富有斗争经验。1920年下半年，他从重庆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由法国巴黎转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随即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下半年，王奇岳奉命回国开展党的工作。他先被安排在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迁往上海后，就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秋，王奇岳被调到天津中共顺直省委。为掩护工作，组织上批准他与共产党员李盛莲结为夫妻。

　　王奇岳到达天津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工作中，他做事谨慎，行动隐秘。一次，他去联络点接头，该处突然被敌人围住，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几名共产党员和一些嫌疑人员。他们被押到军警督察处，集中关在一间屋子听候审讯。王奇岳趁屋内人多混杂，赶紧脱掉长袍马褂，与一个卖油小贩调换了衣服。接受审讯时，他从容地称自己是卖油的。敌人问：“你既是卖油的，为什么跑到共产党机关里去？”他佯装不知情，老实巴交地答道：“我是去要账的。”敌人恶狠狠地反复逼问多次，他始终一口咬定是去收账。由于看不出破绽，敌人把他训斥一顿就放了。王奇岳出来后，穿过大街小巷走了很远，见无人跟踪，才返家布置有关人员转移隐蔽。

　　1929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派锄奸队长郭宗鉴处决叛徒、原顺直省委委员王藻文和李德贵。不料，王藻文被击中却未当即死去，还向随后赶来的法租界巡警告发了郭宗鉴。王藻文之妻张健生和李德贵之母也背叛革命，向敌人提供了党的组织和地下党员活动线索。

　　随后，顺直省委交通员陈涤云被捕叛变，供出设在法租界的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收发室地址及一些共产党员的下落。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王奇岳、省委发行和保管文件的刘秀峰先后在收发室被捕，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市委委员金城以及省委的詹大权、郭宗鉴等也在各处被捕。

　　被捕后，王奇岳等被法租界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押。受审时，王奇岳自称叶玉文，刚从上海到天津报考南开大学，在朋友的介绍下，到收发室找一个地方暂住，并表明自己与收发室的人毫无关系。然而，陈涤云却供出王奇岳是省委秘书长。尽管王奇岳坚持声称不认识陈，但敌人对他反复施以酷刑，企图逼他招供。王奇岳几次昏死过去也拒不承认。由于王奇岳始终否认，加上陈涤云不知道王的住址和家庭情况，更提供不出其他证据，敌人只好把王作为嫌疑犯处理。

　　彭真被捕后，考虑到身份已经暴露，趁与郭宗鉴一同关在天津市公安局特务队时，两人商量对策，决定牺牲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供认自己为省委领导，以保护省委和被捕同志。彭真后来回忆说，1929年被捕后，“为了缩小党的牺牲范围，决心牺牲和承认已遭受敌特叛徒严重破坏、敌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组织部长的已被停止职务的那任省委，以排除保存被捕的现任省委负责人和其他干部及党的组织”。

　　之后，彭真与郭宗鉴迅速开展工作，组织被捕同志翻供、串供，保护了大批同志，使10多人无罪释放。

　　有理有据 开展斗争

　　王奇岳、彭真等被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期间，经受了残酷拷打和非人折磨。一个月后，他们被移交给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

　　为了使被捕同志获得较轻的判决，彭真提议大家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他设法找到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中华民国刑法》《防止共产党办法》等法律条规，研究其内容，帮助文化低的政治犯写申辩书。彭真、王奇岳、郭宗鉴、金城等人还聘请由中共顺直省委暗中安排的地下党员律师和思想进步的律师作辩护人，深刻揭露敌人非法逮捕无辜群众、野蛮凶残地施以毒刑、硬逼口供等罪行。旁听席上，新闻记者和开明人士无不为之愤慨。天津分院唯恐事态扩大，立即将王奇岳、彭真等人送往河北第三监狱（位于天津市）关押。

　　第三监狱分为前所（拘留所）和后所（正式监狱），王奇岳、彭真等被关在前所。彭真、郭宗鉴作为已经确认的政治犯，押至监狱后即被加上沉重的脚镣，和刑事犯一起以七八人为一组，被分别关押在仅能容纳四五人的小牢房内。

　　前所牢房臭气熏天，犯人吃的是发霉的小米饭，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王奇岳、彭真、郭宗鉴等进去后，就商量怎样与监狱当局开展斗争，争取改善恶劣环境。他们一方面向普通犯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一方面以人道主义为由，代表全体被拘留人员，向监狱当局再三提出抗议，要求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天津分院担心普通犯人受政治犯的影响，遂指使监狱当局将王奇岳等人转到后所关押。

　　转至后所，王奇岳、彭真等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1929年下半年，被关押的程秉义等三人被摧残致死。王奇岳、彭真十分气愤，发动大家开展“反虐待、争生存”斗争。

　　在彭真、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等的秘密串联下，狱中的共产党员互相熟悉起来。彭真、王奇岳等还摸清了部分政治犯的案情。在认真观察监狱的地形和布局后，他们作好了越狱准备。但因敌人有所警觉，加强了戒备，越狱计划只得取消。

　　王奇岳、彭真等人被捕后，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还成立了“济难会”配合狱内同志进行斗争。李盛莲被安排到“济难会”做营救王奇岳的工作。按照监狱规定，犯人家属每两周可探视一次。李盛莲利用探视的机会，搜集了解到狱中的情况，并送去一些法文书刊和当地报纸及食品。由于监狱看守不懂外文，只听说是外国小说，便未细查，其实这些书刊多是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之后，王奇岳等人利用看守听不懂外语，在开展狱内斗争时常用法语和俄语与大家交换意见。看守高声制止：“犯人是中国人只准说国语，不准说外国语！”王奇岳等人却不理睬。

　　不久，共青团干部左镇南被狱方安排在牢房当“铺头”的刑事犯折磨致死。彭真、王奇岳等义愤填膺，立即发动狱友揭露和控诉敌人的残酷罪行。狱内开展的斗争，狱外党组织想尽办法支持，于是监狱里的黑暗内幕得以在报纸上公开披露。一时间，狱方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被迫将一个狱头交由法院判处死刑。

　　后来，狱方另建了一座监房，把120多名政治犯集中关进新监房，与普通犯人分别关押。

　　绝食抗议 争取生存

　　1930年春，天津分院对王奇岳等12人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判处11个月的有期徒刑；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则以政治犯罪名，判处彭真9年徒刑。

　　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迫害尤为凶狠，粗劣的伙食、残酷的刑罚、恶劣的条件，在狱中屡见不鲜。为进一步开展“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和揭露监狱管理的黑暗，彭真、王奇岳等利用放风等机会积极串联组织，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彭真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卢福坦被推选为支部委员。大家以党支部为核心，团结大多数政治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狱中斗争。

　　在研究斗争策略时，彭真提出五点原则：“在监狱的特殊环境下，确定斗争目标，提出斗争要求，一定要顺乎人心，合乎情理；要利用国民党法律许可的范围，不给敌人以镇压的借口；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和弱点，不提出‘左’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要求；把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狱中斗争和争取狱外支援结合起来；要根据情况变化，不断研究斗争的方法。”

　　支部研究决定，以彭真、王奇岳、郭宗鉴等为核心，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征求意见和宣传动员，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在策略和方法上，可采取先质问、抗议，如无效，再推举代表交涉；当监狱当局查监时，对之包围说理，仍无效，则实施斗争的最高形式--绝食；利用法院提审的机会，在候审室和法庭上，对敌人滥捕、滥押、滥用肉刑以及残酷迫害等罪行进行控诉揭露，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监狱内共有四个号甬（即四大片），支部要求彭真、王奇岳、郭宗鉴、詹大权各领导一个。每个号甬有三间监房，以每间监房为单位，由支委指定一名党员骨干负责本监房的斗争，上下密切联系。支部还确定了领导各号甬和各监房斗争的候补人员名单，一旦有人被隔离，与支部失去联系，候补人员及时自动补充，继续领导斗争。

　　这一年，全国各地工农红军和红色苏区发展较快，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天津是阎锡山的后方，为巩固后方的统治，他加大了对政治犯的防范和控制。针对敌人的迫害，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以“反虐待、争生存”为内容，拟定斗争计划，并密报中共顺直省委批准。

　　1930年5月30日，彭真、王奇岳等以书面形式向监狱当局提出八条要求，即改善生活，去掉脚镣，白天开放牢门，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报、杂志，增加家属探监次数并延长会见时间，延长放风和运动体格的时间等。为了给敌人施加压力，彭真、王奇岳等通过教育、感化和买通的看守人员，或利用家属探监的机会，将狱中的情况写成材料秘密送出，交由顺直省委通过报纸披露，控诉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

　　6月中旬，共产党员魏振华被折磨致死。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立即向监狱当局提出召开追悼会，迅速答复八条要求，却遭到拒绝。鉴于此，彭真、王奇岳等立即发起绝食斗争，要求大家多储备食盐、咸菜和白开水。7月2日，120余名政治犯高呼“争取生存的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和压迫”“我们没有罪，有生活的权利”等口号，开始绝食。

　　绝食第一天下午，敌人便把彭真、王奇岳等20多名策划者转押至天津陆军监狱，妄图采取分散隔离的办法各个击破。各号甬和监房的候补人员主动替补上去，继续领导绝食斗争。转至陆军监狱后，彭真、王奇岳等继续绝食声援。

　　绝食第三天，军方派兵到监狱责问政治犯为何暴动？狱友一致回答：为了反虐待、求生存，并向士兵们揭露监狱惨无人道的罪行，说明他们并非暴动，而是绝食，还申明法律上并无犯人不吃饭就是犯罪的规定。士兵们知道狱方谎报情况，于当天下午全部撤走。

　　狱方妄图借刀杀人的阴谋破产后，又使出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的伎俩，但绝大多数狱友坚持斗争，不答应条件宁死不食。省委在外面也发动犯人家属向狱方说理，并通知各级党组织争取社会各方声援。

　　绝食第四天，新闻记者冲破狱方阻挠，走进监狱采访，了解到政治犯受到种种残酷迫害和魏振华等被折磨致死的情况。

　　第五天，《大公报》《庸报》《益世报》等纷纷刊出政治犯绝食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一些社会名流、学生团体先后到狱中探视、慰问，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天津市公安局长曾延毅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逐次答应了狱中政治犯提出的大部分要求。至此，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不久，王奇岳、卢福坦、詹大权等12名政治犯服刑期满，天津公安局却借口他们参加过绝食斗争而继续关押。王奇岳、詹大权代表大家不断向监狱当局提出质问，迫使对方在1930年8月将他们释放。

　　王奇岳获释后，当夜偕李盛莲乘海船去上海。1931年夏，他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协助刘少奇秘密开展工会工作。1933年12月，他担任闽浙皖赣省委秘书长，协助省委书记方志敏工作。1935年5月，王奇岳在赣东北作战中牺牲。

　　王奇岳出狱不久，彭真等在监狱再次发起绝食斗争。彭真因身体虚弱患上了肺结核和痢疾，虽然绝食斗争获得胜利，但他的病情恶化。顺直省委得知后，及时派人秘密给他送来鱼肝油，并以亲友身份与狱方交涉为他治病。在顺直省委的关怀下，彭真的身体逐渐康复。

　　1935年8月，彭真获释出狱。之后，他担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着手开展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作者：刘克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