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赋予成渝地区的重大责任和重要使命，是成渝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川渝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两地的情缘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自古以来，四川和重庆合称“巴蜀”，两地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巴蜀文化。

 

　　一枝独秀

 

　　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已出现被后世称为“宝墩文化”的一系列古蜀先民的聚落中心。据考证，在殷商晚期至西周初期，今天成都一带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都邑所在地，川西最繁荣的地区。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其地设置蜀郡，在蜀王旧都一带设成都县，为蜀郡治所。并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规制，修筑成都大城和少城，成都建城由此开始。

 

　　而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打败殷商后，把姬姓子弟分封在巴地，建巴国，定都江州（今重庆）。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置巴郡。秦相张仪在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筑江州城（今江北嘴一带），作为巴郡治所。这是有历史记载的重庆建城之始。从汉朝到西晋，以重庆为中心的渝东川北地区，沿袭秦制设置巴郡，其统辖区域虽有变化，但均以江州为治所。

 

　　两汉时期，成都城市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到西汉末年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手工商业都会。东汉末年，川渝地区的郡县均归益州统辖，益州的治所在成都。三国时期，蜀国建都成都，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刘备军事集团和蜀国十分重视对江州和巴渝长江水道的经营。建兴四年（226年），李严以江州都护身份移屯江州城，组织了重庆历史上的第二次筑城，面积约2平方公里。李严在考察江州城周边环境后发现，从军事角度考虑，这里守城不易，于是将城址选在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的狭长半岛（今渝中半岛）上。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争频繁，重庆的隶属统辖多次变化，先后置有荆州、巴州、楚州。

 

　　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在成都置益州总管，为全国四总管之一，政治地位举足轻重。唐朝武德九年（626年），在成都置大都督府，为全国仅有的五个大都督府之一。贞观元年（627年），全国设十道，以成都为中心的“剑南西川道”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有“扬一益二”（指扬州和益州）之说。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到成都避难，改成都为南京，与西京长安、北京太原、东京洛阳并称四京。

 

　　相较而言，此时的重庆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隋朝建立后，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开皇三年（583年），改楚州为渝州（因嘉陵江又名渝水），辖巴县、江阳（今江津）、汉平（今涪陵）三县。下迄唐、前后蜀及北宋，管辖区域和隶属关系几经变化，但重庆地区都称渝州，一直沿用到北宋末年。重庆简称“渝”，即源于此。

 

　　到宋代，四川地区被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四川”由此得名。成都为益州路治所，是川渝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重要商业中心城市。

 

　　成都鼎盛时期，重庆则静守川东。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再即帝位，称为“双重喜庆”，遂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并一跃成为全国仅有的30多个府之一。同时，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宋代完成，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四川盆地的经济重心也逐步向处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且与江南交通运输更加便利的重庆转移。

 

　　1236年，蒙军大举入蜀，成都等地遭战火洗劫。为扭转危局，巩固统治，南宋政府先后派遣多批官吏到四川修补长江上游防线。作为两江之汇、锁全川咽喉的重庆，成为南宋四川防线的核心。1242年，南宋朝廷迁川峡四路制置司到重庆，全面经营四川防务。元朝建立后，重庆一度是四川行省的驻节地。随着成都恢复建城，四川行省驻节地才迁至成都。重庆改置重庆路总管府，作为四川南道宣慰司驻地。

 

　　至明朝，成都是四川布政司的治所，川渝地区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朝廷在重庆设兵备道，管辖重庆府、卫和各州县以及贵州等地土司，并以重兵驻守。重庆成为川黔地区的军事重镇。

 

　　明末清初，川渝地区经历了常年战火，百废待兴。清朝前期，成都的发展主要受益于政治和军事的影响，而重庆的发展则主要靠商业经济。当时四川省的治所在成都，是传统的政治中心。重庆依靠长江水运通航优势，由川米外运的枢纽成长为四川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市场。川、陕、甘、滇、黔、藏等地的大宗土产经销商，均将重庆作为重要的集散地，川渝地区的进口贸易也被重庆的大商号所垄断。

 

　　此时的四川，已经形成政治中心成都和经济中心重庆的双中心格局。

 

　　后浪逆袭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势力向中国腹地渗透。1890年，中英两国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取得在重庆开埠的权利。次年，重庆开放为商埠。

 

　　继英国之后，法、日、美、德等国接踵而至，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重庆在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开始了其艰难的近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外国资本的入侵，破坏了重庆地区的自然经济，也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对外开放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对重庆历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开埠后，重庆作为川渝地区内外贸易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显著，具备了良好的增长动力，最终确立了近代四川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辛亥革命后，重庆建立了“蜀军政府”。此后一段时期，重庆成为四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乃至西南地区活动中心与指挥中枢。1926年，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重庆成为四川大革命运动的中心。1929年，重庆建市，成为西南地区近代化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是当时全国七大商业中心城市之一。

 

　　这一时期，成都的发展相对滞后。成都比重庆早一年设市，又为四川省省会，但因地处封闭的四川盆地，缺乏便利的对外交通条件，成都及周边地区仍局限于自然经济状态。直到20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才缓慢地渗透进来。至清末，成都的经济地位已落后于开埠后的重庆，只有军政中心影响下的财政型金融地位，尚与重庆势均力敌。

 

　　这样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关键节点。1933年，以重庆为基地的军阀刘湘击垮了以成都为统治中心的军阀刘文辉，统一全川，在重庆成立四川省政府。

 

　　随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入川。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进驻重庆，不久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行营辖区包括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五省，重庆成为西南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大量的高校、中学、工厂、银行也纷纷迁往重庆。据统计，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22所高校迁入重庆，占全部内迁高校52所的42%。内迁的工矿企业中，落户重庆的最多，共有200余家，占全部内迁工厂的三分之一，聚集了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的精华。到1944年全国登记的国营、民营工厂4346家，其中重庆占1228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总行迁到重庆，各省地方银行也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到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重庆市区人口从抗战前夕的33万人，增加到125万。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大规模的资金、工商企业、学校和人口随之回迁，重庆和成都的经济急剧衰退，但重庆作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1949年重庆解放时，建成区面积约4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120万人。成都建成区面积18平方公里，居住人口60万人左右。可以说，重庆城市的发展已超越成都，实现了后浪的逆袭。

 

　　发展机遇

 

　　重庆解放后，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成都，只是西南地区所辖四川一省的省会（一度是川西行署驻地）。

 

　　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重庆的城市人口177.25万人，成都的城市人口85.67万人。重庆的城市人口规模是成都市的2.07倍。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1954年，中央作出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重庆市与四川省合并。重庆作为四川省辖市，行政地位处于四川省会成都之下。

 

　　1960年，中共中央西南局重建。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央提出建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经济协作区，西南中心城市再次出现。然而，机遇与重庆擦肩而过。西南经济区以成都为中心城市，成都成为西南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国家在西南大区的诸多管理机构纷纷落户成都。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在西南、西北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大批工业企业内迁。重庆因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一大批兵器工业、船舶、电子、航天、核工业、冶金、化工、交通等迁建、新建项目在重庆落地，给重庆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形成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川黔、襄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三线建设使重庆的工业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成为我国战略大后方的重要工业基地。

 

　　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次年，国家又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使重庆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0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第五，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

 

　　区域合作

 

　　为带动西部地区及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实施百万三峡移民，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重庆直辖带来了川渝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在发展进程中，双方围绕新格局获取新优势，力争中央赋予地方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增量以及各类要素资源的集聚。

 

　　川渝两地之间的竞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竞争给双方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希望双方加强合作，形成1+1>2的效应。特别是针对西部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川渝两地增强区域合作的意愿日益增强。

 

　　2003年，国家启动制定“十一五”规划，同时提出对三个跨省市的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进行规划试点，并在全国进行规划思路课题招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重庆社会科学院联合投标中标。两年后，两省市共同完成的《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上报国务院。

 

　　2004年，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签订了“1+6”协议，被视作提升川渝两地交流合作层面，促进两省市共同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两年后，川渝两地又在重庆召开“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来自中央和两省市的领导、专家们围绕川渝经济合作的障碍、问题与对策以及合作的运行机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07年，两地首次划定成渝经济区的区域范围，并建立了成渝经济区建设工作协调机制。

 

　　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确定了成渝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和“双核五带”空间格局。经济区规划区域面积20.6万平方公里，涵盖重庆市31个区县、四川15个市。《规划》要求重庆成都双核充分发挥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打造带动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双引擎和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

 

　　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要求“重点建设成渝主轴带和沿长江、成绵乐等次轴带”。

 

　　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空间格局。发挥重庆和成都双核带动功能，重点建设成渝发展主轴、沿长江和成德绵乐城市带，建设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城市群。

 

　　重庆直辖后的前20年，川渝两地在竞争中合作，但正如《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所指出，两地存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实际竞争大于合作，两大核心城市背向发展等问题。

 

　　不负重托

 

　　川渝两地实质性合作是在2017年之后，成都、重庆相继提出城市发展东进、西拓，带动川东、川南、渝西地区发展。随后，两地一系列深度合作举措应运而生。

 

　　2018年，两地签署了《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从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推动产业协作共兴等九个方面深化合作，努力把成渝城市群建成引领带动西部地区开放开发核心增长极。2019年，双方又签署了《深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方案》等“2+16”系列合作协议（方案），将川渝全面合作向纵深推进，明确两省市以规划编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合作、开放平台等领域为重点，推动两省市建立健全横向联动、定期会商、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两省市协商合作。成渝深度合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把成都和重庆放到更高的战略层面谋划和考量，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并对成渝地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位作出清晰概括：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宜居地，助推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前所未有地强化了成渝地区引领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秉持“巴蜀一家亲”，下好“川渝一盘棋”，新时代深化川渝合作必将大有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前景一定更加美好。

 

　　作者：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