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入驻重庆，全面领导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和重庆市的工作。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此后，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坐镇重庆，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促成各民族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取得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胜利……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设大西南和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奠定了坚实基础。

 

　　征粮剿匪获全胜

　　土地改革得民心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西南地区解放后，问题极为复杂。经过敏锐观察和缜密思考，邓小平迅速理清思路，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归结为“90万”“90万”“60万”“6000万”。即把90万原国民党军队改造过来；把90万土匪消灭；把我军在西南的60万部队迅速转变为工作队；把西南的6000多万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开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1950年2月，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完成这四项任务的突破口：西南解放后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征粮剿匪，这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

 

　　邓小平形象地比喻：“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口1寸长，那么就有70万丈长的口要吃饭，如果这些口没有饭吃，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粮食就是政权’，没有粮食，我们就要被撵出西南去。”邓小平把粮食问题放到稳定西南局势、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战略高度，并针对怕征粮数量大征不上来等思想苗头，规定了征粮的详细政策，还特别要求舆论工作要跟上。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他明确要求“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征粮剿匪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战斗队迅速转变为工作队，一面征粮，一面剿匪，一面生产。同时，根据邓小平“枪换肩”的指示，一支支人民武装自卫队活跃在剿匪斗争第一线，与匪特展开殊死搏斗。从1950年2月到当年底，西南地区的征粮剿匪斗争大获全胜，全区共歼匪85万人，缴获各种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40余万支。剿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大西南7000万人民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需民食，同时，还外调大米支援华东、上海及进藏部队。

 

　　与此同时，被邓小平形象比作西南“淮海战役”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也开展起来。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宣传政策，人民法庭巡回四乡直接办案，培养农民积极分子的训练班遍地开花。

 

　　1951年5月9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综合报告。他说：“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去年7月着手准备，11月全面展开，到今年4月中旬为止，已在208个县、7个市郊，6600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告一段落的地区，要及时转入土地改革运动。

 

　　“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梦想。但是，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封建势力强大的西南地区改变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生产方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951年3月，邓小平多次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西南各省区市制订的《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确定了西南地区在土改中将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总路线。

 

　　为加强对土改运动的领导，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土改委员会，负责处理和指导有关土改的各项事宜。各乡镇则抽调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落实政策。

 

　　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十分重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运动，创造性地制定了符合少数民族实际的土改方法和步骤。

 

　　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要由少数民族的内部力量来做。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完全研究另外一套，要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11月7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邓小平作总结讲话时专门就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退押及土地改革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1月22日，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回到重庆，邓小平专门设宴款待。致欢迎词时，为了便于代表们看见，邓小平站上小木凳，用极富特色的乡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工作人员担心首长在小凳上站久了脚酸，劝他下来。邓小平诙谐地说：莫得事，领导就是要有群众观点。我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才能和代表们心心相连。代表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的理解和信任。

 

　　1951年5月，邓小平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在“淮海战役”的基础上，又在今年二、三、四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经验证明，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在镇反基础上进行。5月1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多次附注了自己的意见，并加批语“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随即批转各地。

 

　　从1951年初到1952年5月，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三期进行。几年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连根拔起。

 

　　恢复经济树威信

　　统一战线聚人心

 

　　进驻重庆之初，西南局领导同志深知，恢复发展重庆经济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经济的全面恢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入城第二天，邓小平就召集重庆市军管会主要领导人会议。他说：大的战斗不会有了，面临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废待举，千头万绪，任务并不比淮海战役轻。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邓小平果断指示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分行和重庆分行，收兑国民党发行的银圆券，尽快获得人民的充分信任。

 

　　金融形势一开始十分严峻。

 

　　银圆券和黄金外币被禁用了，但人民政府手中的人民币由于缺口太大，根本无法左右金融局势。潜伏的敌特伺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金融投机分子活动猖獗。城乡形成银圆交易黑市，金银上涨，物价上升。人民币的信用受到影响，导致人心惶惶。全市各收兑点人山人海，银行库存减少，汇兑的人有增无减，挤兑风潮日益升级。

 

　　刘伯承、邓小平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决定调集部队所有的款项补充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运一些，以解燃眉之急。早在半个多月前，邓小平就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发了急电，请求中央协助。于是，一架从北京直飞重庆的飞机满载人民币，降落在白市驿机场。随着各笔款项相继到位，挤兑风潮趋于平静，声势浩大的“拒银拥币”宣传随之而起。

 

　　经过这场风波，共产党的威信不但没有受损，而且使群众看到了共产党人稳定金融、恢复经济的决心和能力。给那些认为“共产党打仗可以，搞经济是外行”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

 

　　重庆解放初期，生产凋敝，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残余势力与不法投机分子趁机囤积居奇，高价兜售以牟取暴利。物价一日三变，群众手里的钱日益缩水。

 

　　在与西南局和重庆市委领导同志开会时，邓小平说，目前最主要的是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组织好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

 

　　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公布《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折实储蓄存款暂行章程》，开办各种折实储蓄业务。几天即办理折实存款7亿（旧币）余元。折实储蓄保障了职工、学生、公教人员等的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并筹措了更多的资金支持经济复苏。人民银行成为新的金融中心，对货币的流通加以适当的调节与管理，起到了巩固金融秩序和稳定物价的作用。

 

　　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

 

　　邓小平和刘伯承经常邀请重庆各界名流聚会，向他们作调查研究，作宣传教育。

 

　　在重庆乃至全国工商界有着重大影响力的胡子昂在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后，出于爱国热忱，决定将自己所有的企业和股票全部交给国家。邓小平慎重考虑后答复：“现在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

 

　　创办于1920年的宝元通公司的负责人，力主企业加入国营，并就此向中央财委主任陈云提出申请。中财委原则上同意宝元通的请求，后在邓小平的关注和指导下，宝元通公司首开私营企业商业转向国营的先河。

 

　　1951年6月1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邓小平特意约见工商界代表人士，鼓励他们各尽所能，并希望他们抓紧工作，带动工商界广大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市工商界人士深受鼓舞，共捐献飞机26架，大大超出原定计划。

 

　　成渝铁路终圆梦

　　智慧心血助发展

 

　　1950年6月15日下午，重庆浮图关下西南军区操场。邓小平与一万多军民一道，冒雨出席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邓小平登上主席台，一口浓浓的乡音穿云破雾：“四川人民渴望四十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清末，可歌可泣的保路运动发展成风起云涌的反清大起义，为了自主筑路、筑路救亡，不甘屈辱的仁人志士高唱《保路歌》前赴后继。民国，历届反动政权以修路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直到重庆解放前夕，成渝铁路仍只是巴蜀人民心中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这段历史，邓小平从来没有忘记。早在1949年六七月，邓小平两访陈毅堂兄陈修和，说：“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修起来！”请他写一份关于修筑成渝铁路的意见书，并物色推荐人才。不久，刘邓大军解放西南，由邓小平担任副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决策，确定修筑成渝铁路为建设大西南的首项工程。

 

　　军工筑路队高举贺龙亲授的“开路先锋”锦旗，流大汗、洒热血，一马当先。四川、重庆各地数十万民工相继奔赴沿线工地。

 

　　为了尽快修好成渝铁路，邓小平指出，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从优照顾。年过花甲的铁道选线专家蓝田重新焕发了青春，精测线路，将线路缩短23.8公里。负责成渝铁路全面技术领导的专家刘家熙，谢绝美国波阿铁路公司的聘请，回到祖国，哪个工地有难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张圣奘，牢记邓小平“花大力气发掘成渝铁路沿线的地下文物，宏扬中华民族优秀灿烂文化”的叮嘱，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泥泞的基坑里，挖出了轰动世界的头骨化石“资阳人”。

 

　　筑路大军昼夜奋战，挥汗如雨。工程需要木材，沿线群众将家藏的寿板、房料无偿捐献；水泥短缺，新建的隧道、桥梁原地取石材；开挖、放炮、夯实路堤等各道工序均靠手工操作，扁担和手推车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1950年8月1日，重庆钢铁厂生产的新中国第一根钢轨铺在“新中国第一路”上。

 

　　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505.061公里全程铺通。共完成路基土石方4211.3万立方米，隧道43座，架设大中型桥梁84座，修建房屋23万平方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并迅速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1952年7月1日，彩旗飘展、锣鼓喧天，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成渝沿线同时举行。邓小平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庆典，并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在《四唱成渝铁路》的歌声中，巴蜀人民近半个世纪的美梦成真。

 

　　珍爱人才整秩序

　　重视体育建场馆

 

　　大西南解放之初，任务繁重、干部奇缺。在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注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和西南军政大学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困难相继创办，培养了大批地方急需的干部。

 

　　但是，干部缺乏的问题仍然存在。重庆许多党政军机关便从大专院校抽调在校学生。此种风气愈演愈烈，有些班级几乎被抽空，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邓小平听到汇报后，立即指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乱抽乱调在校学生的混乱现象。

 

　　1951年6月10日，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对此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同时配发了社论《是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状态的时候了》。这篇社论原题为《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邓小平审阅后将其改为现题。社论强调：“为了祖国建设的前途，为了珍爱千万未来建国人才，对于目前大中学校存在着的许多混乱现象，是不能再容忍的了，采取有效办法大力克服这种混乱现象，乃是刻不容缓之举。”

 

　　24日，西南局发出《关于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给各级党委会的指示》，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有力的措施，迅速杜绝了乱抽乱调学生的行为，学校秩序恢复正常，校园书声琅琅。

 

　　百忙中，邓小平多次出席团的工作会议并讲话，鼓励青年努力学习，为创造美好的将来准备条件。他特别提醒团的干部，要保证党对团的绝对领导。

 

　　1950年7月，团西南工委机关刊物《西南青年》创刊，邓小平挥毫题下“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2个大字。1951年6月，西南区少年儿童队刊《红领巾》出版，邓小平把创刊号从头看到尾，连声称赞：“不错！不错！”

 

　　邓小平重视体育事业，他支持贺龙抓体育的事迹在重庆广为流传。

 

　　1951年4月底至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篮排球比赛中，由各大学学生临时组织起来的西南区代表队成绩不尽如人意。邓小平和贺龙听到消息后，等不及运动员代表队回重庆，便往北京打电话，说，我们西南地区打成这个样子不行，球队回来后要集中起来训练。6月，邓小平和贺龙在重庆组建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西南区体育分会。同时，新中国第一支专业体工队西南体工队在重庆创建，西南军区专业体工队（亦称战斗队）、重庆市体育训练班相继成立，西南地区的体育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一次，邓小平到西南军区开会。贺龙告诉他战斗队请来了“高栏王”林绍洲。邓小平很想看看这位拉过架子车的“林教头”如何训练。二人信步来到军区操场，看到正在练跳杆的运动员李大培每次碰掉横杆都要自己架上，很耽误时间，便分站两侧，兴致勃勃地帮着架杆。林绍洲、李大培师徒二人倍受鼓舞，1.8米的顶端被李大培一越而过。邓小平和贺龙又找了几块砖头垫在下面。李大培几次奋力冲刺，又越过了垫起两块砖头的架子，达到1.87米，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全国最高纪录。贺龙和邓小平笑着鼓励说，下次我们再来看你超过这个高度。此后，李大培调到了八一队和国家田径队，他牢记两位首长的鼓励，多次打破全国纪录。

 

　　大西南的体育活动如火如荼，邓小平、贺龙提议修建并倾注心血的各体育场馆，山城人民至今仍引以为豪。

 

　　1952年7月，邓小平奉调进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此后的40多年间，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关注着重庆，眷恋着他生活、战斗、工作过的这片热土。

作者：林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