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高考制度改革，是我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随“右派分子”母亲来到农村

　　我生于1951年。在我9岁时，父亲去世了。10岁时，母亲改嫁给北碚区金龙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金刚碑附近）一个农民，我和妹妹从此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农村生活。

　　我的父亲孙铭勋，曾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1月20日去世。1月24日，父亲去世刚刚4天，西师有关部门就来命令迁移户口并退房子。因为母亲的行政关系原本属于西师附小，这时西师附小脱离西师，划归北碚区管辖，附小教职工的行政关系也都划归北碚区了。当时母亲并不在学校，而是在农村劳动改造，住在右派们集体住的草棚里。

　　母亲不知到哪里去找房子，更不知道怎样安顿9岁和6岁的两个女儿。只好暂时让两个孩子跟外婆一起借住在西师家属办的缝纫组里。1961年冬天，母亲把我和妹妹接到了金刚生产队，她正在那里劳动改造，母女三人就住在公社食堂里一间漏雨的小屋中，小屋里堆放着杂物，一股鸡屎味，满是跳蚤。数月后母亲嫁给目不识丁但人品很好的农民李文德。

　　小学毕业差点当了石匠

　　1965年，我13岁，从重庆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毕业，属于“家庭出身不好”那一类。1962 年开始，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都不能正常升学。

　　母亲是清醒的，她经过了长久的思考，暗自替我考虑着出路。既然不能升学，不如早点另想办法，早点自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嘉陵江小三峡中最为幽深秀丽的温汤峡东岸，有一个小小的采石场，打制石砚和石磨。从北温泉隔江望去，能看见江对面有不大的一片白生生分割开来的石块，有三五个人影活动于其间，隐约还有叮叮当当之声。

　　母亲曾悄悄渡过嘉陵江，来到采石场，她跟师傅们商量，说她的女儿小学毕业，想到贵地求碗饭吃，孩子能吃苦，性格温顺，万望师傅们收留，有关手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师傅们也慷慨答应了。

　　事情的转机来自于我的班主任老师艾淑芬。艾老师向母亲说，离此地60多华里的青木关镇，有一所新办的中学，才招收第一批学生，因为距离较远和不知底细，很少有学生愿意填报志愿去该校。艾老师建议我填报这所学校。后来我以高分（很可能是总分第一）考入青木中学，新生入学名单上我排在第一名。教导主任谢映冰很欣赏我，对不止一人夸奖过。可惜9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谢主任因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大吃苦头。这个崭新的学校，修了崭新的 7 幢大楼，也仅仅招收了我们这一届324名学生，便因“文革”停办了。

　　两次与命运的转变擦身而过

　　1969年1月，我从学校正式迁移户口下乡，回到金刚生产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

　　20世纪70年代，贯彻“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时，我经历过两次贫下中农推荐，两次都被卡了下来。一次是1973年7月，一次是1974年8月，我因为劳动表现好，被社员们推荐上大学，但最终都未能如愿。

　　而我妹妹丹平，却连被推荐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妹妹被挑选进入公社宣传队后，和其他队员一起住在公社集体宿舍里。她在日记中对宣传队某干部（一个回乡女知青）发了几句牢骚，也就是小姑娘之间的小矛盾。这个回乡女知青正在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她翻看我妹妹的枕头、被子，发现了日记，看到了对她的议论，怒火中烧，不能容忍本应该夹起尾巴做人的“黑五类”子女竟敢有自己的想法。她便将日记本交到公社党委，不依不饶，要求处理。公社党委抓住日记中的一句话“我的妈妈在1957年受了打击”，说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反右运动”，把我妹妹开除出公社宣传队，让她回到生产队。这相当于受了政治处分，此后我妹妹一直抬不起头来。到 1978年我妹妹考上大学，她坚持要求公社党委把日记本还给了她。

　　我和妹妹不能上大学，致命的问题是“出身不好”。但是出身哪儿不好？除了父母亲“双右派”，似乎还有别的问题，似乎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大”什么。究竟“大”什么？谁也说不明白。只有母亲明白，但她决不会对任何人说。

　　“文革”结束后，父亲孙铭勋的情况才逐渐弄清楚。他本是贵州的农民子弟，1928年离家出走，到了南京，进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他接受陶先生“民主教育”的主张，决心按照陶先生“生活教育”理想，去实现“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伟教育目标。

　　1935年父亲在南宁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父亲辗转来到重庆。

　　1948年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许多地下党员紧急撤退离开重庆，父亲在这时承担起育才学校重庆分部主任的重担（育才学校主体已迁往上海），坚持到解放军接管重庆，后被任命为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人也都受到株连。

　　1977年，走进高考考场

　　虽然看不到出路，我对知识的渴求一如既往。大约是在 1975 年夏，我到西师去，打听到中文系曹慕樊先生家，上门去自报家门，说我是以前中文系教师孙铭勋的女儿，希望曹老师教点知识。当时曹老师胸前挂个“黑五类”牌子，每天打扫公共厕所。他很亲切地接待我，问我打算干什么，我盲目地回答：“不干什么，就是想学。”曹老师便让我每周去一次，和他的小孙子，还有一个女孩一起，晚上拉个电灯泡，坐在门前树影下，教我们古典文学，从唐诗绝句开始。至今我记忆中的古文，最牢靠的还是曹老师教的那些唐诗绝句。每次都是下午去，学完了摸黑走回金刚碑去。

　　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去得早，曹老师不在，病床上的师母告诉说，曹先生多年没上讲台了，他说梦话都在教书。给我们几个上课，他高兴，也兴奋，每次讲课后都失眠，彻夜辗转，第二天要扫厕所，精力不济，遭到工宣队训斥，身体也受不了，希望我主动提出不再学了。我只好告诉曹老师说生产队有事，我不能来了。曹老师很失望，我们依依不舍。他送给我几本高校语文教材，主要是语法知识和古文，叫我好好学，也许今后能用上。

　　这时我才接触到语法基础知识，这对我后来考大学真是有用极了。

　　1977年接近年底时，传来了招生制度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通知所有符合条件的青少年前往公社报名。我和妹妹都去报名。我是初68级学生，“老三届”最低一级，1965年秋天入校，1966年夏初“文革”开始，实际读初中的时间仅仅9个月不到。妹妹1972年从市22中初中毕业，好歹算个初中毕业生。

　　报名处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学历不够，不允许报名。我愤怒地揪住了那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招生工作组长）的衣袖，把她拖到墙上张贴的《人民日报》招生简章面前，粗着嗓子质问：“你没看这个？”

　　招生简章上有“……或者具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这一句。

　　她反问道：“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呢？有小发明吗？或者，文章登过报吗？”我急中生智说：“我写过小说。”她不相信：“你？你发表过小说？”我只好承认没有发表过。“但是，凭什么说我的小说比发表的小说差？”我又放软了语气说：“明天我把小说送来审查，行吧？”她点头答应了。

　　以前我以1974年那次“推荐上大学”闹剧为素材写的中篇小说《竞争》和大量练笔的文字让我有底气。当晚熬个通宵，写成了近万字的“小说”，第二天昏头昏脑的，红肿着眼睛跑到公社，终于报了名。

　　1978年，命运的变奏

　　1977年冬天的高考，我和妹妹都上线了。跟着填报志愿，能供我选择的学校实在有限，填了“綦江县师范学校”，妹妹填了“重庆幼儿师范学校”。等着发榜，等到几个批次的录取通知书都发下来了，我们却没有动静。母亲辗转托人打听，原来北碚区管教育的部门依然认为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把这一类人的表格都压下来了。

　　不过春风已经吹遍大地，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脚步声。我和妹妹憋足了劲，准备参加1978 年夏天的高考。这次不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复习，找了许多课本和资料书来看，整天沉浸在高考的氛围里。这时沉寂了十多年的中学老师们也忙碌起来，市22中的老师们，其中也有书香之家的后代，他们应众多考生之请，每天晚上为大家讲解难题，不收费，场面非常热烈。记得许多间教室都座无虚席，迟到的只好站着。老师说话时，鸦雀无声，到了提问时，争先恐后。考生年龄跨度也很大，从15岁到30岁都有。

　　我的数学底子薄，初中时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1977年冬天考试，数学只解了第一道题的前两个步骤，每个步骤4分，一共得了8分。心想，这次不行啊，一定得学完高中数学。

　　西师历史系有个赵彦青老师，和我母亲在一起改造过，他的妻子是中学的数学老师。赵老师允许他的老伴教我数学，我每天下班以后从金刚碑走到西师，住在他们家，断断续续近一个月，先听讲，深夜在小厨房里自己解题。白天还得回生产队上班，也感谢队长梁万华，他非常宽容，找了个青年暂时接下我的出纳工作，经常让我下午3点钟就下班，有需要去北碚买的东西也尽量安排我去，有利于去西师学习。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硬是把数学从初二学到了高二，当然学得很粗糙，有个印象而已，谈不上牢固掌握。

　　几十年过去了，住在赵彦青老师家的那段时间，所有强记硬背的知识全部忘光，唯一清晰地烙在脑子里的，只有无意中发现的赵老师家厨房里、装在一个长方形小饭盒里的冬瓜糖。那些白色糖块比大拇指小，比食指尖大，包裹着白霜，捏着是硬的，入口是酥的，非常甜。我知道不应该偷东西吃，何况那个时代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票，任何物品都来之不易。但是实在太饿了，尤其到了下半夜，饿得一阵阵发晕，头昏眼花，肚皮贴着脊梁骨，腹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产生热量。忍不住偷吃了第一块，然后第二块，不超过三块。离开赵家时，这盒糖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也许赵老师和他家人发现了，但是他们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我永远怀着歉疚。

　　1978年高考，本科录取线是275分，我考了308分，其中数学20分，我被西师中文系录取。重点大学录取线是340分，我妹妹刚好在重点线上，被川大经济系录取。这年，我27岁，妹妹24岁。

　　1978年10月28日，队长梁万华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装上铺盖卷和简单物品，两个小伙子开着拖拉机送我到西师。手扶拖拉机进入西师小校门，冒着黑烟，突突突地穿过大半个校园，一直开到中文系女生住的杏园。

　　197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

　　1979年1月，我父亲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1981年5月恢复党籍。我母亲被错划右派问题也在 1979年得到改正，由乡下的金刚碑小学调回西师附小，1985年退休。

　　作者：孙丹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