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非常重视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工作。她于1964年、1979年和1981年，对妇运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分别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并于1989年为《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作序。她的讲话和序言对今天的妇运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研究

　　1964年12月8日，邓颖超与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组谈话，指出要认识到搜集妇运史料有一定困难，不仅因为年代久远，而且“当时落在文字上的材料与当时实际运动的面貌有距离”。因为当时我党缺乏全国性的报纸刊物，只有几份刊物零碎刊登一些妇女运动的材料。有的妇女运动甚至没有文字记载，如国共合作时期，“那时候工作都是几个人在一起开个会，决定了大家去执行，不像现在有明确的指示、计划”。因此，搜集资料时“不要设想会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大块文章啊，或有个制成品啊，个别的也可能有，但整个说来是不可能有的”。

　　要从搜集零星材料入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尽量搜集得全面，例如采访事件的领导者、参与者，参看亲历者的文章和当时的报刊，“不要老觉得资料不够，其实那时的资料并不像你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用今天（已经发展了）的眼光、愿望去要求过去”。

　　怎样鉴别搜集到的材料？邓颖超指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料，哪些可作研究妇女运动史的基础资料，哪些可作参考，哪些是反面的，不要不加分析”。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是什么样的，要反映历史事实”。研究资料也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要从现在的认识出发去了解三十年以前的情况”。

　　邓颖超举例，科学院的青年要她谈五四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她说那时她才16岁，不懂什么，而且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才提出的。她建议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搜集资料的工作也是调查研究工作，是对静止的历史的调查研究，所以也同样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研究”。

　　“这个纲就是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

　　20世纪60年代，妇运资料的搜集工作刚开始，邓颖超就强调搜集妇运资料“主要是以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为中心”，因为“中国妇女运动历史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方向和发展，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根本区别”。

　　1981年9月12日，邓颖超在全国妇运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自从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妇女运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和发展的。所以我们妇女运动的历史，是和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分不开的。”因此，“编纂历史资料和指导妇女运动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党的领导为主，这是贯穿我们编纂历史资料的一条红线，这样做，就会收获大，做起来就不那么费时间，集中力量搞材料”。

　　就妇女群体而言，首先搜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史料也有重要意义，邓颖超说：“她的比例，有的地方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她的作用，各个革命时期都有妇女参加，妇女运动随着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而发挥作用。”因此，搜集这一时期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写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史，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部分完稿后，邓颖超欣然作序。她写道：“把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进程，妇女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妇女人物成长的规律加以总结，用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对指导当前的妇女运动有重要现实意义；妇女运动先辈、妇女英烈和广大妇女群众创造的业绩，又是激励教育当代、传之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革命干部、特别是妇女工作干部继承先辈革命传统和经验的好教材。”

　　对于怎样搜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资料，邓颖超认为，“以现有资料做基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先综合分析整理一下，研究一个搜集资料的纲，看看还有几个什么问题，尚缺哪些关键性的资料，然后再有重点地搜集”。不要觉得材料不够，就盲目地去找，要以一个中心思想为纲，这个纲就是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

　　以搜集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资料为中心，并不是只搜集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资料，还要搜集“资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运动，还有中间状态的思想”。既要搜集正面资料，又要搜集反面的作为旁证的资料，“然后再把每一时期的资料研究一下，从这些资料中能否看出当时运动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基本估计，如不能，再研究一下缺哪些，经过研究深化以后再去找”。

　　要分时段搜集和撰写，并求真求实

　　搜集妇运资料，撰写妇运史，邓颖超主张应该“按照中国革命发展，分几个阶段，从近往远回溯来写近代史。先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然后上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可以“一代一代地追溯一下古代的历史，把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朝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受压迫的状况，处在什么样的境遇等等，都加以研究，都能够写出来”。由此，通过比较显示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的地位，妇女生活情况和精神面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具体做法上，“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搜集史料”，“搜集一段写一段”，这样更容易集中搜集，更有利于写好每一时期的妇运史。

　　在邓颖超的指导下，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决定征集“自五四运动以来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妇女运动历史资料”。资料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地区党组织以及人民政府对妇女运动的指示、决定、宣言、号召与有关活动的记载。各个时期党的负责人对妇女工作的讲话、文章。2.各个时期出版的妇女刊物、报纸和妇女副刊。3.各个时期妇女团体的宗旨、政治倾向、活动情况和从事妇女运动的知名领导人的名单、事迹、文章、讲话、照片等有关资料。4.各个历史时期的女烈士、女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事迹。5.其他。凡能说明或刊载以上情况的报刊、杂志、书籍、文章、档案材料、传单、标语、照片、图片、绘画、书信、日记、回忆录、实物、烈士遗物等等（包括敌伪方面的资料和外文资料），均在征集之列。”

　　邓颖超认为，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不仅要尽量搜集得全面，搜集得多，而且要“根据搜集的史料加以分析，有所取舍，使得它比较完备”。撰写妇女运动史不仅要“把从各方面搜集的资料，分类积累在一起，还要分析、整理，使之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材料，然后还要鉴别分清哪些资料是真，哪些资料是伪；哪些可取，哪些该舍”。对于所取的资料，要鉴别其准确性。“对有水分的，夸张的，或者曲解的，都要认真鉴别，核实、校正。”邓颖超举例，当时反动政府为了杀害革命党人陈翼龙（时为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强调他的社会党如何强大，其实是为了加罪于他而把数据扩大。她指出，撰写妇女运动史其实就是写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采访的人，编写材料的人，以至最后编辑、审定的人，就一定要掌握这个精神”。

　　有的同志说，某个时期某个地点没有妇女运动怎么搜集资料？邓颖超说，这要实事求是，“搞妇运史要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联系考虑。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像抗日战争时期，有根据地、有国统区、有敌占区；各根据地之间的发展也有不同。这种不平衡，不但过去有，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三十二年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也有不平衡问题。所以，你那里没有，也不要去硬找；你那里有的，也不要错过机会漏掉”。

　　由于时代的缘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资料不系统，所以邓颖超要求搜集工作一定“要有耐心，要有刻苦的精神。我们需要的资料，方面很多，不知道要有多少线路的材料，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大的耐心去翻去看，要仔细，要有刻苦的精神，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邓颖超说，有材料把天津觉悟社照片上的人弄错，有材料把她说成是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但她不是正式代表，是列席的。搜集整理资料要细心，不要嫌麻烦，“历史方面的事情是一点都含糊不得的，是要很认真的”。

　　为了求真求实，邓颖超提出搜集整理妇运史资料要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精神，“有的材料，不一定等到十全十美才拿出来，先把它打印或油印出来，发给有关的人去研究、核实”。而且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核实，使材料不断趋于完善。即使对于她的意见，她也认为要发扬民主精神，要有回合，要有不同的声音。“我最怕没有回合，不要说大姐说的都对，不要把我讲的当指示。”

　　寄语妇运史研究工作

　　1961年，在邓颖超、蔡畅等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全国妇联设立了妇运历史研究组，着手收集妇运历史资料。1978年，全国妇联重新组建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第二年成立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开始较系统地征集、编纂、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历史。1964年、1979年和1981年，邓颖超三次对妇运史编写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她的讲话“引起了各级妇联以及热心研究妇运历史的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各省、市妇联，一部分地县妇联相继成立了专门机构或是安排专职人员，展开了妇运历史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

　　在邓颖超的关心指导和全国妇联的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批妇运史资料书籍，编写出版了妇运史书籍。例如《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1979）、《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981）、《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两册（1988）、《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199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1986）、《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199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199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1991）。妇运史研究室还编辑出版了22期刊登妇运史料和研究文章的内部刊物《妇运史研究资料》，在对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收集、编纂和研究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中国妇女运动史试用教材》（1986年内部发行），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史的教材性著作，影响广泛。

　　邓颖超在《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序言中称，它是一部“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妇女运动实践的著作”。同时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人研究妇运史的兴趣，不仅有更多类似著作的出现，而且要写出当代妇女运动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更多的妇运史、妇女史研究著作正在不断涌现。

　　作者 刘人锋